材料一   刘秀注意到调节田赋征收的意义，重视采用这一方式缓和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公元30年，在全国战事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刘秀下诏宣布：此前因为战争状态尚未解除，军费用度不足，因而实行什一之税。现今军士屯田，粮储有所积蓄，“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这曾是汉文帝时代实行的田赋制度。

材料二   由于土地兼并的不断发展，在唐代中期，失去土地而流亡的农民已经有很大数量。农民逃亡，政府一般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于是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实行的“两税法”正式公布，主要原则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和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在当地上籍征税。这样可以防止一些官僚富豪破除籍贯，逃避租唐调，到其他州县去购置田产，以享受轻税优待。另外，征税不再以人丁为主，而是以财产和土地为主，并且越来越以土地为主。征收原则由按人丁改为按贫富，扩大了征税面，也对无地少产的农民有一定的好处。

——均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一  在我国传统的财政思想中，一直强调“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杨炎在两税法中创造性的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两税法将以往分别征收的租庸调、地税、户税以及其他杂税等各种税收合并起来，统一征收，这便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减少了复杂的税种所带来的征收繁琐的问题。同时，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并且“定税之数皆计缗钱”，虽然当时的“田亩之税”仍以实物的形式来征收，但两税中的重要部分户税，则都是以货币来征收的。两税法使资产多者税负重，资产少者税负轻，充分体现了财政税收公平负担的原则。

——徐柏泉《两税法财政思想及其产生的争论》

材料二  “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可见，陆贽看到了“量出为入”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了人民赋税负担的日益加重。这一思想是对传统儒家财政思想中的轻敛薄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陆贽作为反对两税法代表人物坚决反对货币赋税，认为应当恢复租庸调制，实行实物赋税。他看到了当时钱重物轻现象造成的危害，他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自然经济思想的对立，两税法中的征税“以资产为宗”和货币赋税思想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陈明光《唐宋人论杨炎倡行两税法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