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变化（节选）先秦时期：贵族饮食有“八珍”之说，对用料、烹饪、数量、餐具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士大夫之下“不以鼎食”。秦汉时期：外来食物黄瓜、菠菜、胡萝卜、简香、芹菜、扁豆、大葱、大蒜登上国人餐桌，炸油饼、芝麻糊、烧饼等受到热捧。隋唐时期：士人任官或升迁举办“烧尾宴”招待亲朋同僚，意指“鲤鱼跃龙门，烧鱼尾升”。唐诗中还大量提到西域胡家酒店和胡姬。两宋时期：“北麦南稻”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烧饼、饺子、包子、刀削面等散布于江南市镇，通宵达旦沿街叫卖。元明清时期：忽必烈力主的“测羊肉”火锅风行全国，“乳扇”也由蒙古大军带到大理；朱棣迁都后，实现了“南京板鸭”与“北京烤鸭”的混搭。美洲马铃薯、玉米成为底层国人充饥的主食。顺治、康熙时代的“满汉全席”则将中华饮食文化推向新高度。

——摘编自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

材料蕴含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诸多信息，自拟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合理）

材料一   在中国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部落群体社会中，唐尧、虞舜虽然还没有建立国家形式，但却有权发表个人意见，帝位在和谐协商中通过禅让被传给贤者，他们的行为在尊重仁和礼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出了原始民主的倾向，五帝在精神方面的贡献特别突出了远古的民主特点。在许多古籍中都有关于黄帝、尧、舜的记载和叙述，尧舜时期最大的文明特征就是在仁与礼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民主化倾向的帝位禅让制。尧舜从仁与礼出发，自然地流露出民主作风。他们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把帝位传给贤人，这体现出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浓厚的民主化倾向。

——摘编自罗志野《帝位禅让：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民主倾向》

材料二   根据最新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可以把5000年间连续发展的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内在演化轨迹，概括为“五帝”时代的邦国联盟、夏商周之际的王制国家、秦汉以降的帝制国家三个阶段。夏朝开创的王制国家，为后世商周王朝所认同并沿袭，其核心体制机制在于夏商周三代以天下共主的身份，构建起王国与诸邦(诸侯国)两级国家政权互依并存的政治格局。夏代上承五帝，其九州、五服、四海与商代的内服、外服，以及周代王畿内外各种居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是三代王朝在近2 000 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维系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深层机制。各地邦国与诸部对于三代王朝政治上、文化上的普遍认同，也是古代“中国”最终走向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内在原因。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夏商周确立“中国”的最初格局》

材料一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水利起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城市水利是中国早期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物质表征。1949年以后，随着大型都邑考古工作的开展，明暗沟渠（包括陶水管道）、水井、池苑（蓄水池）和壕沟等先秦城市水利设施陆续被发现，如淮阳平粮台城址发现的陶水管道、临淄齐国故城发达的沟渠系统等。城市水利包括城垣内、外不同空间层次的水利设施。郑州商城西郊水系是城市供水的主要来源，外郭城垣及壕沟实际发挥了防洪导水功能；偃师商城外侧水系经过整治、通过水利设施与城内系统规划的水网连通。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确认与揭示则真正实践了宏观层面上的城市水利考古。瓦店遗址龙山文化壕沟的功能在于引水排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揭示出平粮台城址沟渠设施的日常运营与维护方式，为探讨地区社会权力运作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刘亦方等著《先秦时期城市水利考古初论》

材料二   

先秦时期城市水利遗迹的主要物化表征

材料一   甲骨文中常有“卜黍受年”“其雨”等字样，今发现问卜是否有雨的甲骨文约有160片。

材料二   除了铁器的发明和牛耕的使用外，农业其他方面的发展即为水利灌溉。如郑国渠之开发，使秦国亩收达到六石四升。文战国时魏人西门豹将潭河水引到河北南部的魏邑郖，增加了当地的农产量。

材料三   《史记·商君列传》云： “僭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共身，事末刚及点而贫者. 举以为收孥。”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全汉晃《中国社会经济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