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商代，王国为“国上之国”，属邦为“国中之国”，它们以王为“共主”而处于不平等的结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王国的“国上之国”的地位，不仅仅因为它位于中央地域，可称之为中央王国，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乃王的本邦，是王用来支配其他属邦的基本力量，王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决定了王国的“国上之国”的地位。而从属于王朝的邦国，不具有独立主权或者说是主权不完整。侯伯等属邦与后世郡县制下的行政机构或行政级别不同，不是一类。有一些商王朝的属邦是夏朝时即已存在的邦国，在商时它们并没有转换为商王朝的地方一级权力机构，它们臣服或服属于商王朝，只是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也就是说，从属于王朝的属邦，以王为“共主”，受王的调遣和支配，但其内部并没有与王建立层层隶属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

——摘编自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材料二   西周分封制并不只是将宗族姻亲等组成的队伍分别分封到一片土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西周的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大于裂土封疆的意义。这一制度的出现及发展，正是前承殷商以“族”为社会构成分子得到阶级；新封的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糅合，而成为地缘性的一个政治单位，遂逐渐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因此，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特质，另一方面也顺势发展了地缘单位的政治特色。

——摘编自许倬云《西周史》

材料一   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是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陶寺遗址（属龙山文化）中发掘的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都被权力阶层所独有，在陶寺遗址的墓葬中，既有规模宏大、地位凸显的宫殿夯土建筑，又有简陋普通的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小房子。陶寺遗址早期和中期的墓葬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且存在着多个层次等级。此外，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乱葬墓，死者或被弃于灰坑，或被作为人牲用来祭祀或被夯筑于城墙中，有的甚至是多人从葬。围绕陶寺遗址分布的14处遗址中，陶寺聚落在该聚落群中有着唯我独尊的地位，是绝对的中心聚落。

——摘编自高江涛《试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动力》

材料二   原始社会晚期的考古发掘中，甘肃大地湾群落以一个长方形主室为中心，两侧备有一侧室，左右对称，整个建筑坐北朝南，无论是面积、质量还是结构都首屈一指。在这一时期的姜寨等遗址中，除作为群落中心的准都邑有墙垣或其他防御性设施外，其他聚落已没有了这些设施，在这些聚落中，还发现了相对独立的军事将领和巫觋人员。此外。在良渚文化区的大型墓中，有精致的玉铖等高级殉葬品，中型墓中玉铖的制作工艺与形制与之相比略逊一筹。在此时的大汶口基地中，石钺、玉铖与作为贯通天地神人法器的骨牙雕筒同时出土，说明这一神权与政权结合的传统至夏、商、周三代依然如故。

——摘编自马新《群落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原始社会晚期的考古发掘为依据，概述这一时期早期国家和文明的特征。

材料   商朝采用外服制处理与周围方国和部族的关系。那些服属于商朝的方国和部族，一方面需按照一定的时间向商王室进行朝贡，贡献本地的特产、珍宝等，以显示对商王室的臣服和尊崇；另一方面还需奉命征伐，在商王室的指令下参与军事行动，为商朝的稳定和扩张贡献力量。这些方国和部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商朝的统治，但是各自保持着自身的社会组织结构，有着自己的首领、制度和文化传统。有时候这些方国和部族也会与商朝处于战争状态，可能是利益冲突、对统治的不满或者外部势力的挑拨等原因。

西周通过大分封，周人的势力和影响得以迅速扩展至黄河下游、江淮流域以及长江以南广大区域。众多的诸侯被分封到各地，他们带着周人的文化、制度和技术，在新的领地建立统治，推动了当地的开发和发展。

——摘编自李天石《中国古代史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