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古代中国'宗教对法律的影响一直较小且呈递减趋势。中国在西汉时期实行“尊崇儒术”'而中国最强大的宗教是在东汉末年出现的'即佛教东来和道教成型'此时佛教和道教已无法像基督教在欧洲那样全面地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只能寻求在民间满足一些道德无法替代的信仰需求。儒家强调积极“入世”'而宗教的本质是“出世”'要求教徒远离尘世喧嚣'潜心修行以求得来世的幸福'使得世俗政权及士大夫阶层对宗教进行极力压制。

在西方'“神的法则”是法律的渊源。对宗教忠实地信奉'使得人们保持着对法律的敬畏。到中世纪'教会通过对欧洲几乎全部信仰基督教的人适用以《圣经》为法律总源的教会法'使教会法实际上起到了欧洲世俗法的作用。自由、人权的理念、社会契约和自然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与宗教的新潮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宗教方面的共识深刻地影响着近代法律的面貌'甚至法律的通用语言、惯常程式等都是在宗教文化的氛围中发育成长的。教会所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及其司法程序方面的楷模作用等'均对近代西方法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陈敏《中西方宗教对法律影响之异同及探源》

材料一   唐朝的妇女在婚姻自主中获得了极大的权利。……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所松动。女性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择偶权和自主离婚权。唐朝的婚姻生活中出现了“夫从妻居”“妒妇惧内”“男到女家成婚”等现象，甚至还出现了“张扬妒技”的现象。此外，唐政府鼓励妇女再嫁，以每年郡县的寡妇数量的减少列为政绩考核的一项。唐朝三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最为典型的当属唐朝的公主，除去早期夭折和出家的公主，改嫁的公主竟然占到总数的23%，可见当时的再嫁之风是多么盛行。

——摘编自张海灵《从婚姻生活看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材料二   西方近现代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制度，是以社会主体之间的妥协为前提的。这是因为无论是法治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还是它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都凸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民主政治追求“大家说了算”的效果，而市场经济却尊重每个利益主体的自治、自由及自我设计。这就需要社会制定更为宽容的法律来协调人们之间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的宽容是以自治主体间的妥协为逻辑前提的。基于这种认识，西方人建立了具有宽容精神的法律，但这种宽容的法律之守护神——法院在纠纷裁决中却总是扮演着刚性的不肯宽容的角色。它导致了司法的过分机械、甚至使裁判走向专横。

——摘编自何勤华、李秀清主编《西方法制史》

材料   罗马法复兴运动，通常指12~16世纪欧洲各国兴起的罗马法研究风潮，对近代欧洲影响深远。意大利凭借优越的经济与地理条件，成为罗马法复兴的绝佳之地。在该运动中，人文主义法学派应运而生。他们回溯历史，如洛伦佐·伐拉追溯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要求回到原始的罗马法文献，主张恢复经典文本的原貌，通过考察原作探讨罗马法对当时社会的用途。人文主义法学派承认地方习俗，具有民族意识，这促使当时社会进行习惯法的研究，例如法学家杜莫林编纂了《巴黎习惯法》。该学派还认为，法律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引进了当时所能掌握的哲学、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各种科学方法，为法律成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基础。在人文主义法学家的努力下，之前长期沿用的《学说汇纂》这种相对松散、碎片化的模式逐渐体系化，法律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综合性体系。

——摘编自何勤华、祝檀吉《罗马法复兴与欧洲法律教育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