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乡村建设运动。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自救”，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农村，或担任民众学校的老师，或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害。他们自下而上，努力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推动农村走向现代化。但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并不太欢迎乡建工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开会时有技术人才，有地方、中央政府的人，有教育界的人，但乡村农民的代表几乎没有。抗战开始后，有些乡建工作者辗转至后方，继续其未竟之事业。然而，作为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还是结束了。

——摘编自阎明《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英国提出了“保护性治理”的乡村振兴理念。为限制城市的“破坏式”扩张，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先后出台《限制带状发展法》《绿带法案》，通过空间规划解决农村土地占用矛盾并促进城乡融合。同时，为应对农产品短缺，英国政府又先后颁布《斯科特报告》与第一部《农业法案》，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城市过度蔓延、支持农业补贴、扶持农业有序发展的规划方案。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日趋强烈，乡村政策制定的目标逐渐转向“乡村生态保护与社区生活质量的平衡发展”。英国政府努力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市场化经营，鼓励地方社区和志愿组织积极参与，形成“政府—社区组织—积极分子”合作共治。

——摘编自武小龙《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材料   新大明轮案

1928年至1931年间，在华日轮吨位由3900万吨猛增至4500万吨，在华日轮碰撞案件激增。

1928年2月18日约21时35分，日本第二厚田丸号撞向新大明轮船身，中属大通公司新大明轮全船沉没，船员、搭客惨遭溺毙者约300余人，船舶及货物损失约40余万元，时人因之称此案为“新大明轮惨案”。22日，《大公报》称：“事前新大明轮曾鸣笛告警，日轮未理。船毁后，该日轮又不顾，旋有大吉轮路过施救，结果搭客毙命者约二百至三百人”。《东京日日新闻》刊载：“此次事故的原因是新大明轮至下游驶来，从第二厚田丸前方横过，由于夜晚黑暗，新大明轮测距结果错误所致。”

遇难家属的诉求与抗争日方对遇难家属的经济诉求毫不在意，私下逼迫大通呈请外交部释放被海关扣留的第二厚田丸。遇难家属认为日方要求释放厚田丸乃“藐视国权”，毫无诚意解决本案之语，后经多次请愿，但外交部仍释放日轮。

社会各界之反响

国民外交后援会对外交部释放日轮表示不满，其谓：“处此青天白日之下，国民革命之精神原为打倒帝国主义，今外交如此，适足曾其淫威”。全国农工商学各界一致对日经济绝交，“五四精神，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总商会继续声援大通公司与遇难家属。

“未了而了”

《公法会通》中亦有“船入某国水界，或于海口下锚，或入江河，均归该国管辖，直至出境而后已”。公断委员会依据双方所列证据和证人证言，最终判定佐藤商会应负赔偿责任。至于遇难家属抚恤问题，国民政府外交部再度发起交涉，遇难家属亦有再度抗争之举，但终究收效甚微，造成不了之局。

——摘编自沈强《“新大明轮案”研究（1928～1931）》

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1931年10月1日，《申报》刊载了《抗日会决议对日绝交范围》：“（一）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运日货，不用日货：（二）不以原料及一切物品供给日人：（三）不乘日轮，不以货物装于日本轮船，不起卸日货；（四）拒用日本银行钞票、提取日本银行存款，对日本银行停止收解；（五）不与日本人工作；（六）不雇日本人；（七）不登载日人及日货广告；（八）不接待日本人。”

材料三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