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著名学者耿云志先生指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主要内容是由基本封闭的孔子与儒学为一尊的封建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多元化的与民主自由法治相结合的近代文化。17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开放文化观念、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加速了向近代文化的转型，其后半个世纪在徘徊中进步。这百余年的经历，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性的飞跃。在认识中国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在学习与了解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充满信心。

——摘编自裘士京、薛来《中西文化差异与观念变化——近代文化转型中的进步》

结合材料，选取中国近现代史整体或某一时期对材料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自拟论题，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虽然新文化倡导者所要建立的依然是“西洋式的社会国家”，与戊戌时代的“揖日追俄”和辛亥时代的“揖美追欧”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当他们用民主和科学来概括欧美工业文明的精神的时候，已经越出了仿效某个具体国家的具体建制的轨迹。他们不再热衷于讨论民主政治与君主专制的孰是孰非，而是转而探索民主社会在欧美为何可能，而在中国又为什么屡屡失败。先是戊戌，紧接着是辛亥。这种悲剧的一再重演，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于是他们的认识开始由制度层面锲入文化心理层面，确信没有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没有一种能赋予民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是不可能真正建设和组织起“西洋式的社会”“西洋式的国家”的。

为了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用科学来根治“无常识之思维”和“无理由之信仰”，激扬理性破除愚昧和迷信的同时，更把民主具体落实到了人权。所谓人权，也就是个体的自主之平等人权的观念意识、纲常名教、金科玉律、偶像崇拜、风俗习惯，即如鲁迅所言：“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主张都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所以，他们大倡民主和科学又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止乎科学和民主，但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了科学与民主。

——改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根据材料，运用唯物史观，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建立的理想社会、理想国家进行解释。（要求：表述成文，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和文化历史责任的主要担当。而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在“文化自觉”视野下变迁与转型的历史，即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在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背景下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历史。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各阶级集团的政治改革和革命活动都体现出他们自觉的思想文化诉求，代表着本阶级集团利益的思想文化水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选取中国近、现代史整体、部分或某个时期，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释。(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可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摘编自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

材料二   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苗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

材料一   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论断中，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承认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强调两者间有着无法割裂的历史连续性。但说历史连续性，就意味着我们不会滞留于五四、晚清是压抑与被压抑的紧张对抗关系的现有描述之中，而是要跨前一步去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导致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以及晚清现代性的收缩，但“断裂”本身在英国学者吉登斯那里不正是“现代性”的普遍特性吗？第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现代性的断裂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垄断，即“以西学是尚的现代观念，几乎垄断了文学视野”，那么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代性吗？第三，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与晚清相比更多地接受了西学影响，那么是否可以据此断定其不是重塑而是抛弃了“中国多重传统”，并最终导致了“单一的现代性”？归根结底，就是新文化运动现代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

材料二   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其“凝聚性结构”的认同特性会在心灵最深处规约五四学者处理各种关系特别是中西文化冲突时的基本立场。可从“一个群体”“一个命题”和“一个错位”具体回应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许徐《新文化运动现代性问题再考察——从反思“被压抑的现代性”开始》

材料一   《新青年》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一点，也不过五六篇。……我很纳闷：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反复寻找之后，我发现提“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创刊后，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非常激进。这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为了回应那些人的批评，就写了这篇答辩书。答辩书中，陈独秀必须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以抵挡对方的攻击，于是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

——王奇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材料二   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但不能代表全盘。新文化运动之批判儒学显然算不上“全盘性的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学时并没有抹杀其历史价值。陈独秀、胡适等对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是予以肯定的。不过，陈独秀对儒学的现实价值提出了批判，认为其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生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与传统的关系是“形离而神合”的、因为传统是割不断、切不开的。他们自身是传统的载体，没有，也无法脱离传统。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些激烈的话语乃是一种“言说策略”，从言说策略的选择这一视角来看，新文化运动“反孔非儒”话语的激烈乃是一种“有意的偏激”，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与“全盘否定”，它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可见，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化地认定新文化运动是“全盘性的反传统”.

——刘波《复杂性视域下的新文化运动评价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