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著名学者耿云志先生指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主要内容是由基本封闭的孔子与儒学为一尊的封建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多元化的与民主自由法治相结合的近代文化。17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开放文化观念、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加速了向近代文化的转型，其后半个世纪在徘徊中进步。这百余年的经历，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性的飞跃。在认识中国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在学习与了解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充满信心。

——摘编自裘士京、薛来《中西文化差异与观念变化——近代文化转型中的进步》

结合材料，选取中国近现代史整体或某一时期对材料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自拟论题，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虽然新文化倡导者所要建立的依然是“西洋式的社会国家”，与戊戌时代的“揖日追俄”和辛亥时代的“揖美追欧”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当他们用民主和科学来概括欧美工业文明的精神的时候，已经越出了仿效某个具体国家的具体建制的轨迹。他们不再热衷于讨论民主政治与君主专制的孰是孰非，而是转而探索民主社会在欧美为何可能，而在中国又为什么屡屡失败。先是戊戌，紧接着是辛亥。这种悲剧的一再重演，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于是他们的认识开始由制度层面锲入文化心理层面，确信没有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没有一种能赋予民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是不可能真正建设和组织起“西洋式的社会”“西洋式的国家”的。

为了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用科学来根治“无常识之思维”和“无理由之信仰”，激扬理性破除愚昧和迷信的同时，更把民主具体落实到了人权。所谓人权，也就是个体的自主之平等人权的观念意识、纲常名教、金科玉律、偶像崇拜、风俗习惯，即如鲁迅所言：“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主张都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所以，他们大倡民主和科学又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止乎科学和民主，但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了科学与民主。

——改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根据材料，运用唯物史观，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建立的理想社会、理想国家进行解释。（要求：表述成文，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和文化历史责任的主要担当。而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在“文化自觉”视野下变迁与转型的历史，即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在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背景下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历史。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各阶级集团的政治改革和革命活动都体现出他们自觉的思想文化诉求，代表着本阶级集团利益的思想文化水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选取中国近、现代史整体、部分或某个时期，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释。(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乃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七世纪之人以为狂易也。十九世纪之文明，十八世纪之人以为梦想也。而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

——摘自陈独秀《一九一六年》

材料二   “短20世纪”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短20世纪”（1914－1991）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首先1914－1945年是大灾难时期；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常被视为某种黄金年代；后20年则被形容为“天崩地裂”的时期，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

——摘编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

材料一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洞开，西方音乐观念和创作技法不断传入中国，客观上助推了中国音乐观念的变化。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掀起“新民”思潮，受此影响，音乐界兴起了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目标的“音乐启民思潮”，音乐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近代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导致音乐教育缺乏基本的普及性与广泛性。于是，一些学者提出“教育权利大众化”“教育平等”等理念，许多音乐界人士大力提倡音乐教育走向普罗大众，音乐教育平民化思想不断兴起。

——摘编自汪鹏宇《论中国近代民众音乐教育》

材料二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蔡元培等人推动并建立了专门从事音乐师范教育的机构，如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操专修科。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学校”，该校面向社会招生，音乐教育成为陶行知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适应社会新思潮，一批新式音乐社团纷纷成立，其中既有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各种地方戏曲、民族器乐的业余音乐社团，如“大同乐会”“德音琴社”“文明雅集”，又有由音乐教师、学生组织的新的音乐社团，如上海中华美育会、国乐改进社。这改变了只有所谓“贵族”才能享用音乐的历史，对封建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五四”之后，音乐越来越走向人民大众。

——摘编自董影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国音乐的平民化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