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可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摘编自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
材料二 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苗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
材料 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领导了中国“史学的革命”,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倡新史学要从地理、人种等角度切入,还要具备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五德”,并把这些作为历史的重要部分;而中国历代史书以记人为主,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等撰写方法。旧史学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让皇帝知道兴替的规律,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多次提到,人类的确一天比一天著著向上进行,历史的目的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批评中国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他把“朝廷”与“国家”分开,提倡新的纪年方式,反对以皇帝年号纪年等。
——摘编自胡静静《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等
材料一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心国事的士人为新型社团寻找合法性时,认为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即“自无所谓沿袭”。这些有章程、宗旨、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本质上“实袭西洋体制”。这些士人列出1895年至1911年成立,由知识分子(绅士)组成的148个维新社团组织,并总结这些学会的宗旨是:“于文化观点,极尊尚儒术经学,护卫本位文化;于政治态度,则尚变法,求富强,重经世致用;于学术理想,则讲究格致之学,推广西方知识,而有兴办学堂,创设图书馆、博物院之热忱;于社会风气,则崇质简,务实际,尚平等,并倡禁鸦片缠足等陋习。”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据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整理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心国事的士人为新型社团寻找合法性时,认为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即“自无所谓沿袭”。这些有章程、宗旨、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本质上“实袭西洋体制”。这些士人列出1895年至1911年成立,由知识分子(绅士)组成的148个维新社团组织,并总结这些学会的宗旨是:“于文化观点,极尊尚儒术经学:护卫本位文化。于政治态度,则尚变法,求富强,重经世致用。于学术理想,则讲究格致之学,推广西方知识,而有兴办学堂,创设图书馆、博物院之热忱。于社会风气,则崇质简,务实际,尚平等,并倡禁鸦片缠足等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