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领导了中国“史学的革命”，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倡新史学要从地理、人种等角度切入，还要具备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五德”，并把这些作为历史的重要部分；而中国历代史书以记人为主，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等撰写方法。旧史学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让皇帝知道兴替的规律，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多次提到，人类的确一天比一天著著向上进行，历史的目的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批评中国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他把“朝廷”与“国家”分开，提倡新的纪年方式，反对以皇帝年号纪年等。

——摘编自胡静静《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等

材料一

——据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整理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心国事的士人为新型社团寻找合法性时，认为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即“自无所谓沿袭”。这些有章程、宗旨、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本质上“实袭西洋体制”。这些士人列出1895年至1911年成立，由知识分子（绅士）组成的148个维新社团组织，并总结这些学会的宗旨是：“于文化观点，极尊尚儒术经学：护卫本位文化。于政治态度，则尚变法，求富强，重经世致用。于学术理想，则讲究格致之学，推广西方知识，而有兴办学堂，创设图书馆、博物院之热忱。于社会风气，则崇质简，务实际，尚平等，并倡禁鸦片缠足等陋习。”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材料一   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寻求救国之路。1903年2月，梁启超再次游览北美，在加拿大与美国逗留8个月，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上发表《新大陆游记》。他在这本书中大力的推荐美国的民主政体，同时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惟有学习西方才有出路。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180度大转弯，他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注）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材料二   对传统文化先后持两种极端之论，并非梁氏个别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大师那里也有类似表现。如严复戊戌时期在《救亡决论》中历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并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而严氏晚年力主回归传统，高唤“回归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有“反传统”倾向，还倡导“全盘西化”，而20世纪30年代成为“整理国故”的主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