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寻求救国之路。1903年2月,梁启超再次游览北美,在加拿大与美国逗留8个月,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上发表《新大陆游记》。他在这本书中大力的推荐美国的民主政体,同时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惟有学习西方才有出路。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180度大转弯,他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注)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材料二 对传统文化先后持两种极端之论,并非梁氏个别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大师那里也有类似表现。如严复戊戌时期在《救亡决论》中历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并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而严氏晚年力主回归传统,高唤“回归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有“反传统”倾向,还倡导“全盘西化”,而20世纪30年代成为“整理国故”的主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