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曾著有《风俗论》赞誉中国“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衙门任职……人们全然不可能设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法国重农学派魁奈更认为“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派,把文人奉为贵族”。一直到1855年,英国期刊文献和议会辩论中,仍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包括罗马帝国)先于中国采用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有更多社会群体享有“竞争(文官)的自由”,且“没有操纵的提名,也没有可耻的党争”,有的是“(封建社会)平民政治的内涵”。
——摘编自【英】汤因比等《展望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二 李鸿章在1864年就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建议“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需专设一科取士”,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光绪二十四年诏令“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1905年清政府再有诏书“饬令各督抚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据【日】宫崎市定《科举史》、【美】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