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请简要评析李鸿章的观点。

——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折》（1896年11月1日）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价盛宣怀的“自强大计”。

材料   西方人物形象比起西方器物更能直观、多维度地反映一定时期中国人看待西方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下表内容为20世纪初期部分作品中所反映的西方人物形象。

——摘编自邹小娟《190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西方形象》

注：材料出处中的“1900年代”应写为“20世纪初”，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阐述从上述材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现象源自材料，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使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19世纪六七十年代，李鸿章等人让中国人开始更大范围地接触现代事物，这个运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午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新锐知识分子依靠皇帝的支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光绪政治集团的核心力量，他们所领导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

——摘编自颜德如《论近代中国人探索实现民族复兴之方案》

材料二   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一批读书人逐渐认识到，唯有实行变法才能救亡图存。维新思想很快发展成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文章，更是明确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杂以九等。……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元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天朝田亩制度》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活动。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带动了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夏元东著《洋务运动史》等

材料三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新思想家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等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