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简洁的、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规范。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来，晚清政府开始接受电报这一新技术，总理衙门指出：“其意倡于俄，而英法继之，一国扬其波，众国遂随其流。”1877年6月，李鸿章创办中国第一条电报线——津衙线。其后，电报通信逐步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近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是把电报通信技术引进到外交通信中的先驱。在1878年曾纪泽出使欧洲之前，其前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呈给清廷的奏报，或用“公牍”，或用“信函”寄回国内，费时甚久。曾纪泽为便于和清廷沟通，开始尝试使用“电奏”。

——摘编自马建标、林曦《近代外交的“通信变革”》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冲击，洋务派创置了一些有益于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设施。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鉴于“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遂于北京设立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新式学堂。清政府通过同文馆的翻译、印刷出版活动了解西方世界，一定程度上启发民智。但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请简要评述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权利……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

——引自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1882年）

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1872年）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价李鸿章创办民用工业及“官督商办”之建议。

材料一   在经历为启动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过渡时期(大致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日本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首先，日本民营企业获得了较快发展，接着日本近代的财政、金融体制雏形初现。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2亿两白银赔款及在中国开放港口的通商特权，工业化全面提速。1875 年到1885年，轻工业是日本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1900年到一战前，日本继续扩大轻纺工业品出口，促进生丝、棉纺织品的出口。与此同时，日本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开始迅速扩大。20世纪30年代后，作为新兴产业的电力、电机、通信、机床、车辆、化学、药品等产业也成长起来，日本迅速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摘编自郑有国、高文博《中日工业化道路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55年，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称：“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最新式的装备。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并帮助我国五亿农民最终地脱离贫穷状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强调重工业是建设重点的同时，要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稳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布局.，并投资建设了一批机床厂，通过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短期内就建立起由号称“十八罗汉”的重点企业构成的机床工业。正是拥有了制造机床的能力，中国的工业发展才真正具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基础，逐步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使中国能从中端而非低端嵌入到世界产业链，缩短了在世界产业链.上的攀登时间。

——摘编自严鹏《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顺应大势之举》

材料   鸦片战争后，中国再次开启了大规模的西学翻译活动。19世纪中后期，官方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其聘请的知名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1850-1899年，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方面的译书数量占到70.4％；从译书语种来源看，译自英国的书籍占50.5％，美国的占14.5％，日本的占15.1％，俄国的仅占0.3％。19世纪末以来，国人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书籍的翻译出版需求迅速提升。仅1902-1904年，关于此类书籍的翻译就占到了49.5％，而关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译书占比则下降到31.55％。1902-1904年的译书中，60.2％译自日本，英美为16.8％，俄国只占0.7％。

——摘编自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