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请简要评析李鸿章的观点。

“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於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清史稿·志·一百五十

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析李鸿章之建议。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冲击，洋务派创置了一些有益于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设施。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鉴于“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遂于北京设立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新式学堂。清政府通过同文馆的翻译、印刷出版活动了解西方世界，一定程度上启发民智。但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请简要评述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材料一   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改变了隋唐形成的运河格局。大运河的河道长度、漕运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运河的运转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客观上对保证大运河正常运转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求。……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运河南北贯通，运河的格局、路线、重要性等方面都异于前代，运河漕运开始进入全新时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管理制度亦较前代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大运河全线贯通，但终元一代，海运占主导地位，故而研究元代大运河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要涉及海运管理。

——摘编自钟行明《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雏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

材料一   1861年3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成立。总理衙门内设英、法、俄、美等股，分别处理对相应各国的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的设置标志着中国朝贡外交体系的结束和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1875年8月，因中英之间马嘉理案件交涉的需要，清廷终于任命原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赴英国处理马嘉理案件之后常驻英国，后建立清驻英公使馆，这标志中国和外国正式确立了近代化的外交关系。此后，清政府还先后派陈兰彬出使美国、何如璋出使日本、刘锡鸿出使德国，清政府开始逐渐完成从传统朝贡外交到近代外交体制的转型。1901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此后，清政府承认自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且要主动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去。

——摘编自张鹏《从朝贡外交到融入国际社会——试论晚清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1949年10月至1959年12月，新中国的建交国（包括代办级的英国、荷兰）达34个，共派出31位大使。其中，23位是来自军队的干部，5位是来自隐蔽战线的干部。1949年至1951年，派出的第一批15位大使中有11人来自军队，由此产生“将军大使”的说法。这11人中，从事过军事指挥工作的有耿飚等5人，从事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有姬鹏飞等4人，从事过军事情报工作的有冯铉等3人。中央对第一批大使人选挑了又挑，十分慎重。苏联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对象，出使任务艰巨、情况复杂，先派王稼祥后派张闻天赴任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派王任叔到印度尼西亚是考虑到他在印尼政府中有不少朋友，尤其是在印尼华侨中有较高声望；出使蒙古的是乌兰夫推荐的吉雅泰这样出色的蒙古族干部。

——摘编自杨发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队伍》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十分强调外交依靠两国人民来进行，并戏称为“3958部队”（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特别是为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格局，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方针，到70年代则进一步提出“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的思想，大大促进了人民外交的发展，著名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78年以后，我国的人民外交更是多渠道、多层次地广泛开展起来。从事人民外交的机构很多，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教科文团体、体育代表团、卫生组织等。其中最主要的人民外交机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委员会等。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