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49年12月，农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把推广良种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并制定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动员广大农民选育优良品种。到农村改革前，基本形成了县良种场为核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良种场为桥梁、生产小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1978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农林部《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建立省、市、县三级种子公司。2000年《种子法》实施之后，大量民营种子企业开始出现；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种质资源，也吸引了部分育种人才。经过长期的发展，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和152个制种基地县，保障了70%以上农作物用种需求；240家核心育种场和9500多家扩繁基地能够保障全国3/4的畜禽用种需求；934家水产原良种场及育种中心提供了40%的水产苗种。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约占国内用种总量0.1%，且以蔬菜种子为主。主要农作物和畜禽品种具备核心竞争力或种源可控，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总体上也不会出现“卡脖子”现象。

——摘编自孔祥智《必须彻底解决种质资源“卡脖子”问题》

材料一   “开阡陌封疆”。把土地授给农民，土地可以买卖。在土地是最大最重要财富的远古社会，这是何等重大的转变。土地私有，失去了按血缘分封各级贵族的经济基础，邦国消亡，立郡县就成了时代的必然选择。郡县不是封邦，而是直属中央、完全听命于中央，由中央直接委任、撤换地方郡守县令的地方政权。商鞅变法的成功，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最先进的强国，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据杨百胜《商鞅变法法理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是封建国家确立赋役制度的基础。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租庸调这一地租形态的实现，是由口分田和永业田的生产物共同来完成的。口分田出租，永业田则是庸调之所出。与均田制配套的府兵制，就是获得官府授予土地的百姓，农闲时参加军事训练，发生战争时就从军打仗，参战的武器和战马自备。这样，既保证了兵源，又减轻了朝廷的军费开支。均田制打造了最强大的初唐，也把唐王朝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到了顶峰。

——摘编自李埏等《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

材料三   1978年，安徽省的一处偏僻乡村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实验。由于不甘贫困，十八户村民达成了协议，他们分田到户，共同享有资源。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他们相互约定，在收获的粮食中，给国家上缴他们应该缴纳的配额，多余的则可以由每个家庭自己销售并保留收益。……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一个小小的实验，让每一户家庭都有权种植自己的粮食和蔬菜，并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摘编自【美】龙安志《大开放：美国人亲历中国改革开放40年》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唐太宗)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

——（唐）吴兢《贞观政耍》

材料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平民教育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金陵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为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到农村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愚”“穷”“弱”“私”，是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或崩溃。因此，只需要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进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

——摘编自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

材料三   1983年中央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确立了“乡政村治”二元基层治理体制新模式，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逐步取消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经济。进入21世纪，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制度，开创了直接补贴农民的先河。2006年，中国农村结束了2600多年“皇粮国税”的历史，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向着统筹城乡的方向发展，“全民低保”进入攻坚阶段。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