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始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3个对美国农业和农业教育的发展有着决定意义的法案，即《农业组织部法》、《宅地法》和《莫里尔法案》。1884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关于阻止在牲畜中蔓延传染病的法令；1887年，国会通过《哈奇法》，开创了合作的试验站制度，即由农业部、各州农学院和农业试验站分工协作，共同承担农业科学研究任务。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了影响，但是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农业和鼓励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要措施，并设立了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所以美国农业发展的进程并未遭到很大的挫折，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到1940年，美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在此基础上，美国用了50余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摘编自孙鸿志《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与政策分析及启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这一时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提出了农业现代化问题，并通过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变迁方式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由于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上的“大”和“公”，忽视了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实质内容，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因此遭到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缓慢增长和波动的态势。这一时期，国家从降低农业税、增强农业贷款力度等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扶持，使得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受“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以及国民经济中对工业的重视和倾斜等因素影响，农业发展出现较大波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业现代化进入全面建设和快速发展时期。在经历了准备时期和初步实践时期之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变革了原有生产经营体制，建立了新的组织形式。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业经营体制和组织方式的变革，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提高了农业产量，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摘编自王国敏、赵波《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1949—2010》

农村改革

材料一 农村改革受到的阻力是不小的 。1980 年 9 月 ， 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 书记座谈会 。会议纪要指出 ：“就全国而论 ，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 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 ， 而不是会脱 离社会主义轨道的 ， 因而并不可怕。”会后 ，许多干部纷纷深入基层 ， 带领群众研究措施 ， 坚 持从各地具体实际出发 ， 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尊重群众自己的选择 ， 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可以并存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

—摘编自金冲及《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二 农村改革是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 ，一步一步获得共 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 引导出农村 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 。放宽农村经济政策 ，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 和选择权；调整宏观农业政策 ，又使农民的选择得到了利益刺激 。于是 ， 多数农民选择了包 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最终 ，农村改革对增产的显著效果为自 已获得了合法性 。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的改革。

—摘编自萧冬连《筚路维艰 ：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材料一：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监督举发）连坐……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种社会结构因秦的统一和汉承秦制而长期延续。国家积极推动改造乡里社会秩序，重视依法治民、以德化民。察举制推行使得乡里民众注重自我人格完善，自觉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与乡里社会在政治层面和思想道德文化层面的成功对接。而当时土地买卖的相对自由，使财产集中加速，其中的部分“齐民"成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乡里豪民。东汉末年，编户民不断向豪民屈从，甚至沦为了依附民，不少豪民以村屯坞堡的形式控制基层社会人口，乃至与国家相抗衡。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随着宋代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许多外姓人因租佃田地、迁居等各类原因而进入了同姓同宗的聚落，乡村社会关系演变为更为复杂的村落社会关系。因此，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在理学影响下，宋代儒学发展出“士君子之生斯世，达则仁天下之民，未达则仁其乡里”的新境界，促使一部分士绅尝试构建基层社会，乡约应运而生。《吕氏乡约》通过“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确保达成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与习俗之间的空白，它携着大宋文化的厚重蕴藏，浸润了中华大地。

——摘编自陈少华《宋风流韵》

材料三：从1953年到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3.3%提高到17.9%，工业化率则由19.8%提高到44.3%；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比从46.9%增至72.2%，农业占比从53.1%降至27.8%；同期，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比从62.7%降至43.1%，重工业占比则从37.3%增至56.9%。

——郭旭红《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