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49年12月，农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把推广良种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并制定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动员广大农民选育优良品种。到农村改革前，基本形成了县良种场为核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良种场为桥梁、生产小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1978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农林部《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建立省、市、县三级种子公司。2000年《种子法》实施之后，大量民营种子企业开始出现；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种质资源，也吸引了部分育种人才。经过长期的发展，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和152个制种基地县，保障了70%以上农作物用种需求；240家核心育种场和9500多家扩繁基地能够保障全国3/4的畜禽用种需求；934家水产原良种场及育种中心提供了40%的水产苗种。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约占国内用种总量0.1%，且以蔬菜种子为主。主要农作物和畜禽品种具备核心竞争力或种源可控，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总体上也不会出现“卡脖子”现象。

——摘编自孔祥智《必须彻底解决种质资源“卡脖子”问题》

材料一   “开阡陌封疆”。把土地授给农民，土地可以买卖。在土地是最大最重要财富的远古社会，这是何等重大的转变。土地私有，失去了按血缘分封各级贵族的经济基础，邦国消亡，立郡县就成了时代的必然选择。郡县不是封邦，而是直属中央、完全听命于中央，由中央直接委任、撤换地方郡守县令的地方政权。商鞅变法的成功，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最先进的强国，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据杨百胜《商鞅变法法理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是封建国家确立赋役制度的基础。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租庸调这一地租形态的实现，是由口分田和永业田的生产物共同来完成的。口分田出租，永业田则是庸调之所出。与均田制配套的府兵制，就是获得官府授予土地的百姓，农闲时参加军事训练，发生战争时就从军打仗，参战的武器和战马自备。这样，既保证了兵源，又减轻了朝廷的军费开支。均田制打造了最强大的初唐，也把唐王朝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到了顶峰。

——摘编自李埏等《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

材料三   1978年，安徽省的一处偏僻乡村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实验。由于不甘贫困，十八户村民达成了协议，他们分田到户，共同享有资源。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他们相互约定，在收获的粮食中，给国家上缴他们应该缴纳的配额，多余的则可以由每个家庭自己销售并保留收益。……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一个小小的实验，让每一户家庭都有权种植自己的粮食和蔬菜，并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摘编自【美】龙安志《大开放：美国人亲历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材料   杜润生（1913~2015），曾获“改革先锋”称号。1982-1986年，他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杜润生认为，农村的经营方式应为家庭经营，包产到户，“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土地承包经营，两权分离。之后他又推动土地承包期政策的制定，并给予必要的法律保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杜润生在山西、辽宁、湖南组织了实地调研，得出了“必须把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释放出来，引导劳动力向农村二次、三次产业流动”的结论。他强调定价应按市场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平等交换市场，以解决买粮难、卖粮难的现实问题。他还提出，要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推动工农业相互促进，建立新的城乡关系。

——据明雅萍《杜润生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