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是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发展的里程碑          ②实现了中国自强、求富的目标

③见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④推动了中国的工业近代化进程

材料一   1876年，上海格致书院创办，以使“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注：指近代科学）”。书院创立新式考课制度，题目登载于《申报》，应试者邮寄课卷，由书院评定等级、发放奖金，并择优刊发。1886至1894年，命题者有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津海关道盛宣怀、招商局总办郑观应等17人。应征士子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等十省，累计获奖2090人次，刊出优秀文章345篇，正所谓“四方风动，群彦云起”。

材料二   格致书院考课命题分类统计表（1886—1894年）

材料三

1889年李鸿章为格致书院命制考题如下：印度近来讲求茶利，不遗余力……印商近以华茶掺和印茶，冀畅销路，始则华多而印少，继则华少而印多，中国茶利后此必渐为所夺。能预筹防弊之方欤？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

概括格致书院“新式考课”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背景。

材料：

中国最仇视的，是我们的政府形式。满大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如果自由的原则籍着我们的榜样的力量进入这个帝国，接踵而至的将是这个“奉天承运”的王朝的末日，以及他们借助盘剥和暴政而自肥的寄生生涯的终结……由于没有现代海军军衔制度，进而导致集体凝聚力的缺乏……一旦发生战事，这些武器就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第一支开来的欧洲军队的战利品。

——美·薛斐尔（时任美国驻华海军武官）《致萨金特公开信》（1882年）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吴永（曾任李鸿章幕僚）《庚子西狩丛谈》

（李鸿章）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1901年）

（洋务派是）经外国侵略者改造适合镇压太平天国的新封建军阀……（洋务运动直接后果）加深殖民地化。

——摘编自范文澜（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国近代史》（1947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史实，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解释”做出解释。

材料

——摘编自招商局集团《招直局历史》

从材料中选取三个史实构成一个具体主题，结合中国近现代史进行阐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使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19世纪六七十年代，李鸿章等人让中国人开始更大范围地接触现代事物，这个运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午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新锐知识分子依靠皇帝的支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光绪政治集团的核心力量，他们所领导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

——摘编自颜德如《论近代中国人探索实现民族复兴之方案》

材料二   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一批读书人逐渐认识到，唯有实行变法才能救亡图存。维新思想很快发展成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文章，更是明确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杂以九等。……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元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天朝田亩制度》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活动。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带动了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夏元东著《洋务运动史》等

材料三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新思想家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等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