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李鸿章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倡导和实践科学技术教育的关键人物之一。下表为这一期间李鸿章所办学堂开设课程一览表。

——摘编自田正平、杨云兰《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

材料一 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不过这一切都是依靠科技为动力来改变的。洋务派是中国近代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启蒙力量，因此在此视角下洋务运动揭开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序幕。

——摘编自杨玲玲《浅析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影响》

材料二 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未几有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

——摘编自蔡锷《军国民篇》

材料一 19世纪末，清朝为了谋求封建统治的安全，采用了铁路这个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它建筑铁路，没有外国资金、技术的支持，便寸步难行。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建筑中国铁路的权益。英国早在开平矿局修建唐骨铁路时，就通过矿局聘用英人金达当工程师，实现了把势力“楔形打入”的计划。英国利用金达在铁路上的职位推销英国材料，规定投标者所提供的钢轨等主要材料，必须有“伦敦验钢工师”的“验单”，才属有效。

——摘编自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

材料二 高铁作为中国名片，国之重器，国家大力实施高铁“走出去”战略，中国高铁在国际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伴随着我国动车组自主制造能力趋向成熟，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动车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之提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参与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阿富汗、格鲁吉亚等国的铁路建设。

——摘编自林晓言《中国交通运输发展(1978—2018)》

①是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发展的里程碑          ②实现了中国自强、求富的目标

③见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④推动了中国的工业近代化进程

材料一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杂以九等。……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元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天朝田亩制度》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活动。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带动了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夏元东著《洋务运动史》等

材料三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新思想家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等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材料一   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改变了隋唐形成的运河格局。大运河的河道长度、漕运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运河的运转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客观上对保证大运河正常运转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求。……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运河南北贯通，运河的格局、路线、重要性等方面都异于前代，运河漕运开始进入全新时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管理制度亦较前代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大运河全线贯通，但终元一代，海运占主导地位，故而研究元代大运河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要涉及海运管理。

——摘编自钟行明《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雏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