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1908年始编纂民法典，引进了西方民法典的立法理念和编纂方法，于1910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正式施行。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材料二 1954～1956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拟稿）》，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材料三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由新法制予以确认和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和社会关系都需要规范和调整，这就向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领导国家法制建设的任务。这一任务是以巩固和建设新政权为中心，以建设新社会和实现国家法制现代化为价值取向。对于建国后的法制建设任务，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有一定的认识，对新国家、新政权进行过设计规划，勾画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蓝图。但是对法制建设工作的艰巨性、重要性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为了实现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虽起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但对法制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摘编自韩威《1949—1956：中国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曾两度起草民法典，但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从1979年开始……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至2002年12月，法制工作委员会又将现行《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编入，形成“汇编式”民法典草案。期间几易其稿，历时近十年的修订、补充和完善。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1861年，清政府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建立了近代外交机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衔门，简称总理衡门），其成立引起了封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为了培养具有近代国际法知识的能够办理对外事务的人才，详务派将国际法作为京师同文馆的一项重要课程。课堂上所使用的教科书，以丁韪良翻译的四卷《万国公法》为主，丁韪良与其学生共同编译的其他国际法书籍也被作为教材使用。国际法的传播，不仅使洋务派逐步学会运用国际法原则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也唤起了人们对中国法律制度的重新审视。

——摘编自李青《综论洋务派的法律思想与实践》

材料二   西方法治是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争权进程中相互妥协的产物。西方基于宗教信仰的法治基础并不适合中国。中华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拥有扎实民众根基。中国现代法治的发展需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以及对西方法治理念的批判性借鉴。唯有如此才可填补中国法治话语权的缺失，增强法治领域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孙海英等《中国法治观念的反思与发展进路基于中西方法治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