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西洋法制”，起草民刑各法典。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1910年底，“大清民律草案”完成，共1569条。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称为“第二次民律草案”。1930年，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序言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曾两度着手起草《民法典草案》，但均因“左”倾政治运动，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20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过程的特点，简析其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民法典的基本历程，并分析改革开放后推动形成统一民法典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1908年始编纂民法典，引进了西方民法典的立法理念和编纂方法，于1910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正式施行。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材料二 1954～1956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拟稿）》，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材料三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一   1861年，清政府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建立了近代外交机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衔门，简称总理衡门），其成立引起了封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为了培养具有近代国际法知识的能够办理对外事务的人才，详务派将国际法作为京师同文馆的一项重要课程。课堂上所使用的教科书，以丁韪良翻译的四卷《万国公法》为主，丁韪良与其学生共同编译的其他国际法书籍也被作为教材使用。国际法的传播，不仅使洋务派逐步学会运用国际法原则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也唤起了人们对中国法律制度的重新审视。

——摘编自李青《综论洋务派的法律思想与实践》

材料二   西方法治是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争权进程中相互妥协的产物。西方基于宗教信仰的法治基础并不适合中国。中华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拥有扎实民众根基。中国现代法治的发展需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以及对西方法治理念的批判性借鉴。唯有如此才可填补中国法治话语权的缺失，增强法治领域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孙海英等《中国法治观念的反思与发展进路基于中西方法治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