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料一   宋朝祭祀南海神的歌辞：南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民商永赖，坐消寇奸。荐兹嘉觞，弭矣惊澜。

——摘自《宋史·卷一三六·乐志十一》

史料二   顺济王之威灵，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摘自《苏轼全集·文集·卷一二·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

（注：传说彭蠡湖（江西鄱阳湖）有神蛇，称“彭蠡小龙”，宋代诏封为“顺济王”，主要职能是保护长江行船安全）

史料三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的神灵系统中，水上世界的江河湖海自有其神灵体系并有相应规格的祭祀。北宋时，东海神本庙设于山东莱州，南宋时改在浙江明州设东海神本庙祭祀。南海神祭于广州，唐代已封为广利王，宋代四次加封，且开始在国家祭祀体系中把海神与天地宗庙神灵同列。宋代对长江三元水府神加封王爵，赋予保佑航行和祈降雨雪的使命，官民祭祀活动大为频繁。一些原本是地方的护佑神如江南西路的田相公信仰被长江航行者信奉，在浙江会稽县原本是孝女形象的曹娥被赋予保护运河航行职责。宋代新创诸多护佑航行的神灵信仰如浙江嵊县显应庙、杭州顺济庙等，最为著名的是妈祖（圣妃）信仰，由起于福建莆田的民间信仰，因福建商人的传播而扩及沿海各地，被纳入国家祀典，封号从“崇福夫人”到“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不断加封，成为海洋专神。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水上信仰的神灵体系及其新变》

材料一   来自遥远市集的异国奇货给丝绸之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其真正的意义是成为交流的纽带。中国的造纸、制铁、水车、耕牛用的牛轭和后来的指南针、火药等技术，则缓慢地传播到了西方，其过程有时长达几个世纪。植物和农作物的种子和胚芽在东西方之间相互传播。宗教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往东方：佛教在东汉晚期传入中国，伊斯兰教的传入则晚了几个世纪。

——摘编自【美】阿尔伯特·克雷格《哈佛极简中国史》

材料二   元政府征调的粮食，主要是产于江南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而元大都“去江南极远”，因此在粮食、生活用品等多个方面都是仰仗于江南。早在元代初年，由于战争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元代统治者就开始考虑南粮北调的问题了，持续地实施多项工程。

——整理自童超《看得见的中国史·元》

材料一：宋代因西北陆路通道阻塞，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发展。……与宋通商的国家除了日本、高丽以外，还有散布于印度支那半岛、南海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海岸的海南诸国与西天诸国共50多国……两宋先后在广州、明州、杭州等处设置市舶司与市舶务，主管进出口贸易……市舶收入不少，仁宗皇祐年间，岁入53万余贯，南宋高宗时达到200万余贯。

——李春棠、侯力《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为了招徕外商，宋太宗于雍熙四年（987年），特遣内侍八人，携带诏书、金名，分四纲往南海诸国，勾招进奉……并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由于两宋政府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加上当时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海上交通的便利，亚非各国与中国通商的，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记载，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氏”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在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材料   某学者在研究两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知识内容时，拟定了如下目录（部分）

“碌碌有为”的宋人

第一章北民南迁的耕耘——农业……

第二章百工巧匠的智慧——手工业……

第三章熙来攘往的贾客——商业贸易

第一节互市贸易的商旅——榷场贸易

第二节海丝之路的船舶——海外贸易

第四章璀璨群星的宋城——城市经济……

材料一   宋代，大量的乡村人口转入城市并最终转化为城市人口，这一现象是当时经济发展的折射。宋代农村人口增多而土地增长无法满足人口的需要，使得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走向城市谋生；与此同时，城市工商业发展较为发达，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自来宫中赈济，多止在城郭，而不及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是吸引宋代农民进入城市的重要原因。人口户籍制度的放松也是农民涌入城市不可忽视的因素，北宋朝廷曾下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摘编自刘冀徽《从农民人口流动探析宋代经济发展规律》

材料二   宋代的流动人口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谋生之地，可称之为经济型流动人口。由于宋代人口和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旧有的城郭已不合时宜，于是城市开始延伸至旧城郭之。在一些大城市，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入数量甚多，还促进了周边小城镇的兴起。经济型流动人口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商业活动，促进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满足了人民的各种需要。同时，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仅需要更多的商务服务业，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城市生活方式辐射的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开始与市场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贱商的观念开始发生动摇，这是对传统思想的一次大冲击。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