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宋代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的失势的结果是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除此之外，“宋代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内藤湖南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川蜀用铁钱，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则交子之创始者，实为蜀中豪商至天 圣初因交子铺信用失坠，不能如数兑现，寇碱乃奏请封闭。封闭后商业骤行凋敞，后特设国营交 子务，由国家发行，流通区域限于川蜀。神宗熙宁间，交子发行已扩展及于河东及陕西至徽宗时， 交子改名曰“钱引”。……因旧日所发行之交子价值日落（因西夏用兵，借川蜀交子以助边费， 交子发行逾原定额二十倍，故价值大落），欲以新名救济之也然未几钱引之价亦日落（因滥发故）。 概北宋之纸币制，至徽宗时已大坏。

——摘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下）》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交子的特点。

材料一   在拓展宗教神权的过程中，罗马教廷从11世纪末开始，先后发动西欧各国对中近东地区持续约两个世纪的战争，即“十字军东征”。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宗教大会上发表富有煽动性的演说，“踏上通往圣地的道路吧。从邪恶的种族那里夺回那片土地，将它控制在你们的手中。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那片土地的富庶远在其他地区之上，像另一个灿烂的天堂。”

——摘编自孟广林《世界中世纪史》

材料二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就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三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各派别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自由行使宗教信仰。条约的签署为宗教宽容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   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军队驻地称镇。宋朝将兵权、财权集中于中央，原先军阀割据的兵镇不再存在了。一些原来居民集中、交通发达、商品交换便利的镇，作为商业市场的镇而保留下来；一些商业繁荣的农村集市和草市，由于人口进一步聚集和市场的扩大而演变为商业性的集中地，也叫镇。这样的市集，人们就称之为“镇市”或“市镇”。

许多地方的镇因工商业的发展，交通发达，超过原所在的州县，不断打破原来州县的布局。据有关历史资料   统计，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的45年中，从原来的镇、乡、场、寨等上升为县或军的达39个，另有一批县升州、州升为府的。这些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宋代工商业经济出现了新的气象，市场和商业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加深了。

——摘编自余鑫炎《简明中国商业史》

材料一   忽必烈在江南实施“安业力农”“宜安本业”的政策，保持了江南大土地占用及租佃制秩序。元政府重商和重市舶，江南商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士无入仕之阶”，“乃弃所学”，“作技巧鬻贩以为工匠商贾”，金陵人李汝成谢绝京师官僚仕进劝告，“贾六合市上，物价减恒市人之半”。是时，沿海地区“家家浮生多在船”，“竞卖田宅行盐钱”，人们竞相从事盐商和海外贸易。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明代初年，江苏平望镇、江南市、新杭市、震泽镇有千余家，吴江镇、同里镇、黄溪市有二千余家，盛泽镇有万余家。浙江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濮院镇、新城镇“今可万余家”。湖州双林、菱湖、琏市、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荒僻的嘉定新河、南汇周浦发展成为大镇。这些市镇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江南各府县。盛泽镇的丝织业，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计日受值。苏州城东比户皆织，不啻万家，产品畅销全国。史载，“天下饮食衣服之侈，未有如苏州者”，附近城镇也是如此。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