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财政问题困扰了有明一代，各时期努力寻找各自解决之道。洪武时期，主要通过将民田大规模转化为官田来增加财政收入。永乐时期，又发明了官俸折钞这种节流财政来暗地增加财政支出能力，其实质是降低官吏俸禄以节省财政支出。宣德中期以后，明代启动了赋役大规模货币化之路，为明代财政不断增收找到一条出路或解决之道。

——摘编自胡铁球《明代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手段及其影响》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中央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中央政府通过进一步健全财政法制、建立预算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重新划分等措施，使国民政府逐步建立了近代税收体系。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军费支出过大等问题。

——摘编自孙翊刚、王文素《中国财政史》

材料三   1949—1951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加强对农业税、工商业税的征收和管理的同时，积极利用货币发行和公债推销等金融手段增加收入、回笼货币，在短时间内结束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实现收支平衡。这将财政税收重新置于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及工业化战略的推行。

——摘编自刘诗古《货币、公粮与工商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财政经济的困难与重建》

材料一   1950—1952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情况表（单位：公里）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

材料二   1950年1月，在修复原有公路的同时，交通部提出：有计划地修建公路，现在就要开始。在资金紧缺的条件下，国家主要任务是修建国防公路，对原有重要干线，中央只予以桥梁材料补贴加以整修，一般经济线路依靠地方加强养护，维持通车，在可能的条件下补修改善；并经过地方政府发动群众整修大车道、骤马大道、人行道。当年，政务院决定修建以福州为中心的12条华东支前公路和通向世界屋脊的康藏公路。1950年，修建的军用公路共计长达7339公里。

——摘编自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

材料一

由于中国农村土地过于集中和西方社会学与经济学调查方法的传入，20世纪30年代前后，尤其是在1925年至1935年间，农村调查风潮应运而生。不仅有民间自动发起，还有外国学者，以至学术研究机构、政府机关，都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美国学者卜凯教授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技术方面来看待中国农村问题，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对苏、黑等地多个村落和农村市场进行挨户调查，撰写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等文章。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的重点是生产技术、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农产品价格等方面。民间团体从平民教育、村政、村民自卫、合作社着手，发展到提供新技术，推广良种，以图科学救国之道。这些调查成果，使各界对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并提供了许多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摘编自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为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党中央决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抽调大量干部下乡，组成工作队或工作组，围绕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这些调查形成了《湖南农村调查情况》《新区土改前的农村》等调查报告或专著，为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充分的客观依据。

——摘编自位杰、田克勤《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历史回溯、基本经验与前瞻启示》

材料三

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实践，沉淀了一系列宝贵经验。从革命时期开始，党的农村调查研究就充分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并辅之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细致地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党始终重视并采用科学的方法领导农村调查，以了解真情况、发现真问题、解决真困难，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中国共产党建立调查机构和制度规范并依据形势发展不断改革与调整，为农村调查提供组织保障。党的农村调查实践对于科学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叶兴庆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百年实践与经验启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