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朝时期，除典当、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经营存款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铺如盐店、布铺、米铺、杂货铺、珠宝铺等兼营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万家产殷实、且经济信用较好的财主有时也接受他人寄存，并付给薄息。

——摘编自朱荫贵《论近代中国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

材料二：“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摘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先施永安新新中原等百货公司、中法中西等药房、九福公司、同昌车行、ABC内衣公司、大世界等，均曾有储蓄部之设。先施永安两公司之储蓄部开办于民国七年，新新公司者开办于民国十五年，中原公司者开办于民国二十年，同昌车行之储蓄部与中法中西两药房合办之妇女美德储蓄部则开设于民国十九年。

——摘自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

辨析并说明三则材料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其可用于研究的具体领域。

材料：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城市。他指出中国城市的一些所谓“非主流”特征：首先，城市功能的非商业性。“在中国，城市是个要塞及皇权代理人

的治所”。其次，中国城市没有独立的市制，不具备行政主体法人资格。第三，中国传统城市没有市民阶级成阶层。“最重要的，城市的团体性格以及“市民的概念(相对于步野人而言)

从未存在于亚洲的城市，就算有，也只是些萌芽罢了。”第四，中国传统城市“不存在有类似西方可以代表市民的共同体(例如市参政会)”。

——摘编自涂文学(外力推引与近代中国“被城市化”)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城市表明你的观点，并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

材料：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作过程。这个体系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个区域彼此间有着极为深刻的互相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这一体系不断地寻求着从多元主体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中原地区的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将打破业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前述运动过程在更高一阶上再重复一轮，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上升的逻辑过程。

——据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

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宋代手工业分布示意图       清代前期工商业分布示意图

材料二   （清朝前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各地商业日臻繁荣，许多城市渡过鼎革之际的萧条，恢复往日的繁盛。南京、广州、佛山、厦门等地得到新的发展，长江沿岸出现不少著名的商品集散地，首都北京成为全国贸易中心，在市场上零售和批发的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工艺品与土特产。当时，边远的西北地区也出现众多商业城市，如张家口、呼和浩特、西宁、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乌鲁木齐城内“字号、店铺，鳞次栉比”；打箭炉“商旅满关，茶船遍河”。宋元以来就以繁华热闹闻名的商业都市，商品贸易的兴盛发达更是令人惊叹。如乾隆年间的苏州，“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

——摘编自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一   明清时期，棉布是农民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在家庭中“四时可纺织”“七岁女七十岁妪皆可纺”；除自用外，棉布还可在市场出售，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专门的纺户和织户，纺户纺纱出售，织户买纱织布。据研究，明清时期布产量远超英国工业革命早期，但直到鸦片战争前，棉纺织生产始终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并未发现棉纺织手工工场。

——摘编自《中国经济通史》等

材料二   随着家庭纺织业的繁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形成众多市镇。这些新型市镇接近农村，服务于家庭手工业生产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其中一些大型市镇，发展为与传统“郡县城市”不同的“工商城市”，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在人口、城区规模以及工商业水平上，毫不逊色于中古西欧的自治城市；开辟了一条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道路，不过，到鸦片战争前夕，世界级大城市大多位于欧洲与美洲。

——摘编自《中国通史》

材料一   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改变了隋唐形成的运河格局。大运河的河道长度、漕运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运河的运转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客观上对保证大运河正常运转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求。……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运河南北贯通，运河的格局、路线、重要性等方面都异于前代，运河漕运开始进入全新时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管理制度亦较前代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大运河全线贯通，但终元一代，海运占主导地位，故而研究元代大运河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要涉及海运管理。

——摘编自钟行明《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雏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