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手工业分布示意图       清代前期工商业分布示意图

材料二   （清朝前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各地商业日臻繁荣，许多城市渡过鼎革之际的萧条，恢复往日的繁盛。南京、广州、佛山、厦门等地得到新的发展，长江沿岸出现不少著名的商品集散地，首都北京成为全国贸易中心，在市场上零售和批发的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工艺品与土特产。当时，边远的西北地区也出现众多商业城市，如张家口、呼和浩特、西宁、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乌鲁木齐城内“字号、店铺，鳞次栉比”；打箭炉“商旅满关，茶船遍河”。宋元以来就以繁华热闹闻名的商业都市，商品贸易的兴盛发达更是令人惊叹。如乾隆年间的苏州，“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

——摘编自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一   明清时期，棉布是农民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在家庭中“四时可纺织”“七岁女七十岁妪皆可纺”；除自用外，棉布还可在市场出售，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专门的纺户和织户，纺户纺纱出售，织户买纱织布。据研究，明清时期布产量远超英国工业革命早期，但直到鸦片战争前，棉纺织生产始终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并未发现棉纺织手工工场。

——摘编自《中国经济通史》等

材料二   随着家庭纺织业的繁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形成众多市镇。这些新型市镇接近农村，服务于家庭手工业生产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其中一些大型市镇，发展为与传统“郡县城市”不同的“工商城市”，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在人口、城区规模以及工商业水平上，毫不逊色于中古西欧的自治城市；开辟了一条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道路，不过，到鸦片战争前夕，世界级大城市大多位于欧洲与美洲。

——摘编自《中国通史》

材料一   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改变了隋唐形成的运河格局。大运河的河道长度、漕运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运河的运转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客观上对保证大运河正常运转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求。……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运河南北贯通，运河的格局、路线、重要性等方面都异于前代，运河漕运开始进入全新时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管理制度亦较前代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大运河全线贯通，但终元一代，海运占主导地位，故而研究元代大运河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要涉及海运管理。

——摘编自钟行明《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雏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