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内徙后,与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文化接轨,从而实现自觉不自觉的民族意识的调整,从低到高依次经历了物质性民族意识、社会性民族意识和精神性民族意识整合三个阶段。元康四年,慕容廆率领慕容鲜卑迁徙于大棘城后,“教以农桑法”,苻坚即位后,更是“课农桑,立学校”。胡族在确立“以农为本”的经济意识后,从早期的“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开始向“离散部落”转化,并实行汉族的编户齐民制度,匈奴首领刘渊还“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置百官",慕容鲜卑建立前燕政权之后,各项制度均仿照汉制……鲜卑慕容皝“立东庠(学堂)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苻坚曾“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孝文帝更是“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汉语)”。
——摘自王万盈《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认同——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意识的冲突与整合》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调整,结合所学分析调整的影响。
材料二 贞观四年之后,许多少数民族内附,魏征等人提出不能让少数民族居住在黄河以南,理由是“匈奴……非我族类……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而温彦博主张以宽厚待之,认为“不加怜悯,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太宗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作为皇帝,只有爱之如一、才能使少数民族真正的归附。太宗对其妥善加以安置。当时,在京城长安及周围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的人士,相安无事,有的还担任朝廷的要职。如长孙无忌是鲜卑人,李光弼是契丹人,高仙芝是高丽人,此外还有吐(蕃)人、沙陀人、突厥人等。
——摘编自张全明、王玉德《生态环境与区域文化史研究》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唐太宗时期民族政策的争论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