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和合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生命之所在。无论是儒、道、墨，还是释，都认同、传承和合人文精神。不管是天地万物的生生，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的相互关系，还是政治结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都贯通着和合。

——张立文《佛教与宋明理学的和合人文精神》

材料二   天下同文，家家户户置程朱之书，人皆知性理之学，教化之道近乎成。

——【朝】李齐贤（1288～1367）《益斋乱稿·第9卷·更张治道》

材料三   圣人千言万语，只要人理会得，故所示不同，所入即一也。且古人各自有入头处。如周子（周敦颐）之主静、程子（程颐程颢）之持敬、朱子（朱熹）之穷理、象山（陆九渊）之易简、……阳明（王守仁）之良知，其言似异而入处不别。

——【日】藤原惺窝（1561～1619）《惺窝答问》

根据材料，以文化交流为主题，结合理学的形成或传播，自拟题目，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史实充分，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把唐代看作是中国“中古时代”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端。之后，他又在《近世史的意义》中提出了“唐宋转型理论”，指出了在唐宋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尤其是文学艺术上都有很大的变化。钱穆先生也提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摘编自刘星振《浅析唐宋变革对宋代书法的影响》

阅读材料，就唐宋或中国古代其他社会转型时期的变化，提出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史论结合）

材料一   班固撰写《汉书》时，沿循《史记》设《循吏传》，记载了六名循吏：蜀守文翁“少好学，通春秋……仁爱好教化”；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颍川太守黄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北海太守朱邑“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渤海太守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蓄）积，吏民皆富实”；南阳太守召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

——整理自班固《汉书·循吏传》

材料二   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良吏传》中正传有41人，附传有13人，其中13人以“直谏”“劝谏”入传。“除暴安良”“战功卓著”“正直敢谏”成为臣僚入传的重要标准。北宋修《新唐书》，改《良吏传》为《循吏传》，正、附传共记24人，其中16人取用《旧唐书》。入选之人多为考课优异，有富民、缉盗、治狱、化俗、抚边等实绩的官吏。仅以“直谏”“军功”在《旧唐书》中入传，但缺乏治民政绩的官吏，或不取，或记于附传。宋元以后，“循吏”逐渐限定为“累领剧镇”“终于庶僚”的官吏；考课优异和民心民意是其最主要的标准。

——摘编自牛子晗《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材料一：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問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