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行伍出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毅然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为了以本朝文人官僚取代前朝旧臣，将科举取士规模空前扩大，士大夫势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皇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官僚集团，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据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

材料二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就宋代整体而言，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材料一   北宋人对本朝超迈唐代的财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效果颇为自得，称宋太宗朝岁入缗钱已“两倍于唐室矣”。北宋财政增长首先来自较唐朝更加严密的财政征调制度。北宋前期三司统领财政……北宋获取工商业财源的主要途径是向民间征收商税和实行禁榷(指的是政府专卖)。宋朝第一次制定了系统的商税制度，建立了从京师榷货务到地方商税务场的征税系统，第一次使商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   宋哲宗时，大臣刘挚说：   “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制，出入战守，惟所指麾。国家承平百有二十余年，内外无事，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宋仁宗朝以后“自来武臣在边，多被文臣掣肘”的现象日益突出。欧阳修曾说过：   “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以文驭武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军功阶层在宋朝政治上消亡，入伍从军为世人所鄙视。

——李华瑞《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

材料一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和厚重的“历史符号”，为人类文明交流互动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中保存的精美壁画、雕塑，融汇了中国、印度、中亚乃至希腊文明等多种元素。1988-1995年，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汉文、西夏文、回鹘文和蒙古文等元代印本共39件，根据其中一些有明确信息可考的印本得知，其刻印地主要位于元大都和杭州等地，而且大都是元代后半期之物。这批印本以佛经为主，内容丰富，种类多样。另外北区还出土了丝绸类纺织品，如莫高窟北区第51窟出土一件褐地龟背纹妆花（南京云锦织造工艺中最复杂的一个品种）纱残片，经学者鉴定为元代织物。

——摘编自刘拉毛卓玛、杨富学《元代印本在莫高窟的发现及其重要性》

材料二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正式成立，开启了敦煌吐鲁番学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学者以强烈的学术、文化自觉，积极投身到包罗宏富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之中，奋勇直追、发愤图强，经过40年的努力，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旧有状况，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崭新局面。敦煌吐鲁番学得以不断赓续发展，成为源于中国且实至名归的国际显学。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9月5日第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