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行伍出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毅然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为了以本朝文人官僚取代前朝旧臣，将科举取士规模空前扩大，士大夫势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皇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官僚集团，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据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

材料二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就宋代整体而言，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材料一   隋代，流刑开始被列入刑罚正刑的五刑之中，犯人被判罚的流放里数也有了明确的层级规定，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两千里作为流放的三个里程等级，初步形成“三流制度”。唐代时，流刑的刑罚更加严苛，开始以两千里作为“三流”的起点，最高里程可达三千里。宋代被流放的政治犯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如下表所示：

一般罪犯则被流放到受到少数民族政权袭扰的北方，流放犯在这里充当边界军队的劳力，带有戍边的目的，这就是“充军”。“充军”正是宋代最流行的一种流放形式，将流刑与军事守备紧密结合。

——摘编自刘安迪、周东平《宋代流人量移考》

材料二   清乾隆年间，大量遣犯被发往新疆种地、为奴或当差。被遣往新疆屯垦的犯人，被鼓励携家眷一同前往。遣犯沿驿站路线被发往新疆，途中的一切费用均由官府承担。政府分给遣犯地亩、口粮、籽种、农具等；勤于耕种的遣犯获得奖赏；准许遣犯在一定年限内转入民籍。地方督抚饬令各府、州、厅、县官员，详查递解（官府将罪犯押往远地）的各省遣犯的籍贯、罪由、人数、病故、脱逃、拿获情况，以及供支造犯的钱粮数目；再经各省按察使、布政使汇总核查，于每年年终由督抚联名以奏折汇报、题本奏销的形式提交中央。

——摘编自郭文忠、祖浩展（乾隆朝发往新疆遣犯人数估算与研究》

材料一：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序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菀（管）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奏考帐……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7

材料二：中书不与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枢密院要兵则添，财用有无不知也；管军将率少兵则请，曾不计较今日兵籍倍多，何故用不足也；三司但知支办农粮，日日增添，不敢论列，谓兵非职事也。四者各为之谋，以至于此。若通而为一，则可以计较兵积多少，财用有无，不致于。

——《蔡忠惠公文集》卷22

材料三：真宗成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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