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行伍出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毅然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为了以本朝文人官僚取代前朝旧臣，将科举取士规模空前扩大，士大夫势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皇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官僚集团，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据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

材料二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就宋代整体而言，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材料一   北宋人对本朝超迈唐代的财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效果颇为自得，称宋太宗朝岁入缗钱已“两倍于唐室矣”。北宋财政增长首先来自较唐朝更加严密的财政征调制度。北宋前期三司统领财政……北宋获取工商业财源的主要途径是向民间征收商税和实行禁榷(指的是政府专卖)。宋朝第一次制定了系统的商税制度，建立了从京师榷货务到地方商税务场的征税系统，第一次使商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   宋哲宗时，大臣刘挚说：   “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制，出入战守，惟所指麾。国家承平百有二十余年，内外无事，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宋仁宗朝以后“自来武臣在边，多被文臣掣肘”的现象日益突出。欧阳修曾说过：   “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以文驭武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军功阶层在宋朝政治上消亡，入伍从军为世人所鄙视。

——李华瑞《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

材料一   隋代，流刑开始被列入刑罚正刑的五刑之中，犯人被判罚的流放里数也有了明确的层级规定，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两千里作为流放的三个里程等级，初步形成“三流制度”。唐代时，流刑的刑罚更加严苛，开始以两千里作为“三流”的起点，最高里程可达三千里。宋代被流放的政治犯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如下表所示：

一般罪犯则被流放到受到少数民族政权袭扰的北方，流放犯在这里充当边界军队的劳力，带有戍边的目的，这就是“充军”。“充军”正是宋代最流行的一种流放形式，将流刑与军事守备紧密结合。

——摘编自刘安迪、周东平《宋代流人量移考》

材料二   清乾隆年间，大量遣犯被发往新疆种地、为奴或当差。被遣往新疆屯垦的犯人，被鼓励携家眷一同前往。遣犯沿驿站路线被发往新疆，途中的一切费用均由官府承担。政府分给遣犯地亩、口粮、籽种、农具等；勤于耕种的遣犯获得奖赏；准许遣犯在一定年限内转入民籍。地方督抚饬令各府、州、厅、县官员，详查递解（官府将罪犯押往远地）的各省遣犯的籍贯、罪由、人数、病故、脱逃、拿获情况，以及供支造犯的钱粮数目；再经各省按察使、布政使汇总核查，于每年年终由督抚联名以奏折汇报、题本奏销的形式提交中央。

——摘编自郭文忠、祖浩展（乾隆朝发往新疆遣犯人数估算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