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服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海鹏集》

根据材料，归纳这位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子以评析。(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闽南侨批”（图1）是祖籍厦门、漳州、泉州的海外华侨寄给国内亲人的书信。相较传统书信，近代闽南侨批兼有家书、汇款的功能。

图1闽南侨批信封和批信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闽南侨批兼有汇款功能的原因，并简述闽南侨批的历史价值。

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

材料：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沉沦”，直到北洋军阀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个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上升”因素，但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往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逐渐走出“谷底”。此时，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虽然“沉沦”的因素仍然存在，但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的主流因素，历史发展呈现出“上升”态势。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上述材料是学者对中国近代史“沉沦”与“上升”的阐释。结合所学知识，选取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时段，围绕“沉沦”与“上升”主题拟定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释。（要求：论题需涵盖“沉沦”与“上升”两种态势，论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二：清代的城市体系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商埠，并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就在原有体系上捅开了几个小小的缺口。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 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多达70 多处。这些相继开放的、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的城市体系。

——摘编自姜涛《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

材料   晚清蚕茧、生丝产量单位：担

伴随着晚清蚕桑业的发展，中国各地蚕桑业的生产与交换发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从“贸丝”到“卖茧”的变化，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小农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蚕桑生产最终经由机器丝厂的产品出口，感受到世界经济的脉动。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广泛发生的“废禾植桑”的行为、珠三角地区“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成为农民出于理性的选择。“奖劝蚕桑”的举措更为各地官员提振本地经济、改善本地民生的不二法门。各地蚕务局、农桑会、丝绸公会等组织的出现，表明官方和民间已经开始合作，对蚕桑业进行有意识的指导和有计划的管理，并赋予其近代内涵。

——摘编自王翔《晚清丝绸业史》

材料一：19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开始侵略中国并逐步升级，使中国人深刻地意识到什么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类似三元里抗英、联省自保这样以局部自保为目的的事例逐渐减少，全国性的革命运动显著增多。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融入国际社会，许多西方近代观念，如民族国家、主权、国际法等大量涌入……大致在1905年前后，民族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已经形成。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本民族无比热爱、无比忠诚的强烈感情，它一经产生，对本国、本民族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摘编自易刚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可以称之为新民族主义。正如伯林认为，“世界主义是空洞的，人们若不属于某个文化，是无从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仅仅是在“长江、黄河、黄皮肤”等这些地理及生物种族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休戚与共、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民族精神。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团结、民族精神逐步提升与整合，新民族主义情绪化倾向逐渐衰落，理性化逐渐增强。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民族主义要想获得较好的发展，必然要保持开放性。

——摘编自李军虎《浅论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内涵及特征》

材料：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英国预购炼铁机炉，有人提醒先要确定煤、铁质地才能配置合适的机炉，张之洞认为不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购得天冶铁矿，开始筹建汉阳铁厂，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煤，耗费六年时间和巨资，仍未能炼出合格的钢铁，盛宣怀接受后，招商股银200万两，并开办萍乡煤矿，但由于原来定购的机炉不适用，依然未能炼出好钢，只得贷款改装设备，才获得成功。通过客服种种困难，汉阳铁厂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化钢铁企业，1949年后收归国有。

——摘编自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等

材料提供了一个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案例，蕴含了现代化的诸多启示，从材料中提炼一个启示，并结合所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