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张居正入阁后，认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调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主持蓟镇防务，增筑居庸关至山海关的空心敌台，任用李成梁防守辽东。另外，他清查军士缺额，撤消监军太监，给将帅以实权，改变了“卒惰而玩，将令不行”的局面。他又利用俺答上层的矛盾，进行分化争取，出现了“隆庆和议”。隆庆四年俺答求降，明政府封其为顺义王，通贡互市，发展民间贸易。从此北边数千里“岁省费什七”，边境晏然。

——杨欣《再论张居正改革》

材料二   鉴于新疆、西藏两地“道路僻远，人士多畏之”，康有为提出：“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谓之川藏部；甘肃合于新疆，谓之陇回部。然后本部大臣乃得以陇、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他又说“昔《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曰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在中央民部也可作相应调整，“九部大臣皆当列于政府，若虑人数太多，则或以二相，一管内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二伯之制，亦事理之宜也。”

——改编自康有为《官制议》（1903年）

材料一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心国事的士人为新型社团寻找合法性时，认为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即“自无所谓沿袭”。这些有章程、宗旨、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本质上“实袭西洋体制”。这些士人列出1895年至1911年成立，由知识分子（绅士）组成的148个维新社团组织，并总结这些学会的宗旨是：“于文化观点，极尊尚儒术经学，护卫本位文化；于政治态度，则尚变法，求富强，重经世致用；于学术理想，则讲究格致之学，推广西方知识，而有兴办学堂，创设图书馆、博物院之热忱；于社会风气，则崇质简，务实际，尚平等，并倡禁鸦片缠足等陋习。”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材料一 19世纪初期，作为工厂主的欧文看到的情况是，一些7、8岁的儿童被雇用到纺纱厂工作，从早晨六点开始，一直留在纱厂里站着做工，这导致很多儿童身材矮小、智力发育不良。他认为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的错误观念，提出“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必然具有最优良的国家教育制度”。欧文也看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工业生产的巨大好处，认识到知识的成就要求培养“智、德、体、行全面发展的有理性的男男女女”。他让工人子女从小就学习一些读写算等基本知识，注重形成良好的品德，进行身体方面的训练。在小学阶段开设的课程中取消宗教课，注重开展劳动教育。他同时要求儿童参加生产劳动不能早于10岁，工厂法应该作出明确规定并致力于改善儿童劳动的环境和条件。

——摘编自石中英《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再思考》

材料二   中国长期遵循着儒家以培养君子为目的的传统。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首开言论，指出中国图强之本在于“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这一新的教育目的是基于对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再认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成为严复终身践行的三大主张，而这也成为中国“三育并举”教育目的的发端……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听取陆费逵、蒋维乔等民间学者的意见，结合自身见解正式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目的。他明确提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军国民主义和实利主义合称为富国强兵主义，德育主义用以约束行为，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则是升华……在这种体系中五育同为一体，互相关联密不可分。”

——摘编自曾育松《从“三育并举”到“五育融合”：中国百年教育目的的历史审视与认知路径》

材料三   1999年，中央连续发文，重新将美育与德智体三育并列。《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就必须将德智体美有机统一在教育活动各环节中。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这标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教育目的的新要求，劳动教育正式被放在和德智体美四育同等的位置。次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坚持五育并举的教育目的被明确提出，从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五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进入教育改革的深水区，重提五育并举是对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有益支撑，是对以往几十年来重才不重人的功利主义教育倾向的深刻反思，同时也回应了学界对教育必须回归生命本源的呼声。

——摘编自杜尚荣 舒清雅《“五育并举”演进的政策逻辑、制度选择与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