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可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摘编自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

材料二   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苗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

材料一：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戊戌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旧伦理，揭露中学的不足，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反而更加深入人心。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摘编自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清末新政和历史上所有传统君主制下的改革一样，以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创新，在保持既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并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场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扩展新式军队，改革司法制度和巡警制度，创立地方自治与筹备立宪，等等。新政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后也未能挽救清王朝，最终走向失败。

——摘编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

材料一   张居正入阁后，认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调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主持蓟镇防务，增筑居庸关至山海关的空心敌台，任用李成梁防守辽东。另外，他清查军士缺额，撤消监军太监，给将帅以实权，改变了“卒惰而玩，将令不行”的局面。他又利用俺答上层的矛盾，进行分化争取，出现了“隆庆和议”。隆庆四年俺答求降，明政府封其为顺义王，通贡互市，发展民间贸易。从此北边数千里“岁省费什七”，边境晏然。

——杨欣《再论张居正改革》

材料二   鉴于新疆、西藏两地“道路僻远，人士多畏之”，康有为提出：“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谓之川藏部；甘肃合于新疆，谓之陇回部。然后本部大臣乃得以陇、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他又说“昔《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曰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在中央民部也可作相应调整，“九部大臣皆当列于政府，若虑人数太多，则或以二相，一管内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二伯之制，亦事理之宜也。”

——改编自康有为《官制议》（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