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戊戌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旧伦理，揭露中学的不足，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反而更加深入人心。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摘编自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清末新政和历史上所有传统君主制下的改革一样，以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创新，在保持既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并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场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扩展新式军队，改革司法制度和巡警制度，创立地方自治与筹备立宪，等等。新政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后也未能挽救清王朝，最终走向失败。

——摘编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

材料一   晚清的最后几十年是中国科研机构的萌芽时期。1872年，法国人在上海建立徐家汇气象台（含气象、地震、授时三个部分）。1885年，英国人在台湾基隆、淡水、安平、渔翁岛、鹅鸾鼻等地建立气象站。其后，清政府也开始注意建立科研机构。1898年，光绪帝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并于京师设立中央负责农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农工商总局（1906年改设农工商部）。上海的育蚕试验场同期建立。1902年以后，直隶、山东、山西等地开始建立农事试验场。1906年3月，农工商部上书议设“农事试验场”时说： “泰西各国，罔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发达。近闻日本之福冈、北海道等处，均有试验场，或数百顷以至千顷，皆为劝农所设。” “京师为首善之区，树艺农桑为臣部所职掌，自宜择地设立农业试验场一所，以示模范。”不久，农工商部便于京师西直门外建设农事试验场。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科研机构统计表（1911年以前）

——据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整理

材料一 20世纪初，清王朝推行新政，实行教育改革；与此同时，留学教育逐渐发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促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发展。这一时期，《杭州白话报》《教育世界》《科学世界》等各种报刊上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连篇累牍，使之成为又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工商界不乏强调教育之重要性，并宣传教育救国理念的有识之士，为此，不少地区的商会都曾创办新式商业补习学校，还设立了初等小学堂。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二 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一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