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清王朝推行新政，实行教育改革；与此同时，留学教育逐渐发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促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发展。这一时期，《杭州白话报》《教育世界》《科学世界》等各种报刊上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连篇累牍，使之成为又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工商界不乏强调教育之重要性，并宣传教育救国理念的有识之士，为此，不少地区的商会都曾创办新式商业补习学校，还设立了初等小学堂。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二 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一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

材料一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诸多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落差。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清政府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清末新政是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发起和领导的，其涉及的领域与此前相比，不可谓不广泛。比如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兴建铁路、扩建新式军队等。然而，《辛丑条约》的签订已经深深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其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受到《辛丑条约》的影响，面临诸多限制。比如，当时的清廷想要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巡警所”（“派出所”的雏形）。由于背负着《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清政府就算把全部国库收入加起来都不够这一项改革的开支，更不用提兴办其他工业、交通等现代化建设了，加之民众当时的承受能力也空前低下，清廷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却只能“量入为出”。更为关键的是，羸弱的政府失去了民众信任，本身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被广泛质疑，清王朝陷入“两难境地”，直至最后崩溃也未能从中脱离。

——摘编自新民周刊《萧功秦专访：保守的文化，迟误的改革，帝国的崩溃》

材料一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清政府在诸多方面实行各项改革，然而“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随着两学东渐，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其政治制度、教育科技的先进有关。为此，清政府接受了袁世凯奏请简派录贵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致治的建议，派戴泽、端方等五大臣“分处东、西洋(东洋指日本，因日俄战争日本取胜)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摘编自陈丹《五大臣出洋缘起》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计委计划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学习境外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其中以赴西欧五国、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访日及赴港澳四路代表团最为关键。考察团目睹了西方国家及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成就，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考察结束后，我国果断引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灵活的贸易合作模式，同时带回了许多关于新技术、新工艺的信息。大批考察团的出访推动了国内一些相关会议的召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78年下半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

——摘编自马欧阳《70年代后期“出国考察潮”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