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朝前期的市场管理仍然是一种封建性质的粗放型、征税型、统制型的征税管理体系，与近代自由、法治的市场管理有显著差距。《钦定户部则例》涉及主要商品的禁榷制、榷关制商税的征收和对征税职官的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市场管理法。此外还颁布与《大清律例》相似的《大清会典》，并配以特色鲜明的地方法规，具体管理上，“例设牙行”成为“国家治市之典”，通过牙行“评物价”，以控制市场行情和交易，凡商品流通的枢纽地方设有榷关（有常关和洋关），明确规定征税货物种类及税率，严格限制官员侵犯商人。《唐律疏议》将市场管理的《杂律》列为七条律文之一，清代在明代《市廛（chán）》与刑法、土地法、民法、婚姻法等并列基础上，将市列为专节规定；明清以前市场法律中弹性条款较多，给矫情执法创造了条件，清代市场立法仅对外贸易市场部分，就有贸易品种、方式、管理、纳税标准、惩处标准等具体规定，《唐律疏议》规定“参市，谓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大清律例》则规定“笞五十”；《唐律疏议》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笞六十”，《大清律例》则规定“笞五十”。宋元以前，对市场的经营场地、时间、市官的设立及职责、互市贸易等方面都有规定，清代集封建社会历代市场管理法之大成，在牙行、商税、禁榷制度、榷关制度、漕政、朝贡互市上大大丰富了市场管理法的内容，达到了封建社会市场管理法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唐湘雨《清末民初市场管理法制建设研究》

材料二   清末规范市场的部分法律   

材料三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外市场日益活跃，晚清政府为防范制度缺失给不法行为留下可乘之机，从商品交易环节到金融货币流通等多方面清理不法商人的违规行为，构建市场秩序；1903年，商部成立，地位仅次于外务部，商部内部，将农、工、商、工艺等分开具体负责，地方设立保商局、商政局等，中央与地方形成较完整的管理系统。商会在公司注册、监督各商都发挥了政府辅助机关的作用。

材料   中国近代幼稚教育事业的起步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教育改革有密切联系，“近数年来，复自日本绝黄海以渡，来于中国”。晚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幼稚教育的重要性。1903年，张之洞、端方上书称：“幼稚园者，以抚育孩提而驯之于姆教。揆其立法，用意之精，深合乎中国古先之制。”1907年，清朝学部发布咨文，要求“各省广设幼稚园以立蒙养之基础”。此后上海、芜湖、醴陵、九江、苏州、南京、宁波等地区相继设立幼稚园。除此之外，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从事幼稚教育研究的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有关幼稚教育的学术活动也频繁举行，各幼稚教育研究团体召开的年会也都成了探讨相关内容的学术盛会。再者，有关幼稚教育的著作、译著此时也纷纷出版。此时，中国近代儿童保育工作在这期间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专门性学科，关爱儿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感为人们所接受。

——摘编自于贵超《<申报>中的近代中国儿童观嬗变过程研究》

材料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五月间，革新之诏数十下。士民条陈新政者日数十辈，部臣疆臣，日不暇给。秋八月，康有为事败，亡走海外。其弟康广仁，及谭嗣同、刘光第、杨深秀、杨锐、林旭等斩于市，诏罢新政。慈禧皇太后已归政九年，至是复听政。

——沈恩膏《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8年

材料二   德宗（光绪帝）原是英明之主，那时虽已亲政，无如孝钦后和恭亲王事事牵制，不能自主……当时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但那班顽固的官僚，深恶不利于己，多方破坏，因此发生新旧之争。那时太后本厌恶新党，遂起废德宗之意。后来便由后党直隶总督荣禄等，密谋破坏，散布谣言，说新党要围颐和园，谋害太后；一面奉太后还朝，下诏德宗有病，重行听政。同时捕杀御史杨深秀等六人——号为戊戌六君子。

——朱翊新、陆东平《高中本国史》（1929年）

材料三   1898年9月26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评论到“满人投靠俄国，汉人依赖英国”，故戊戌政变在名义上是改革派与守旧派的矛盾，实际上则完全是“亲英派与亲俄派的权力争夺”。10月，大隈首相在东邦协会发表讲演称：中国地广人众，绝不会被列强以武力消灭，但若守旧如故，则是自取灭亡。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最适合担当“诱掖引导中国之责”。

——摘编自王美平《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