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反思。例如，有学者说：“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和情报战活动，中日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联合声明’，并未革除日美同盟对华敌视和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的冷战政治属性。”日本学者中岛岭雄则称，鉴于中苏对立，日本未能迫使中国让步，田中政府的邦交正常化是落入中国圈套的“拙速外交”。客观地讲，上述国际政治学式的结论并非是客观、准确的历史性定位。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高度政治智慧和果断行动，虽然也有遗留问题影响至今，但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后来主客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致。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对华关系正常化决策过程再探讨》

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新中国的外交观念

  ——摘编自章百家《我们怎样走向世界——新中国外交视角与观念的演变》 

 (注：“三个世界”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第一世界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美苏争霸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第二世界指美苏之外的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指发展中国家，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 

 材料反映了一位学者对新中国外交的认识。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整体或部分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的定位。……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盛情相待，大量回馈。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让他们陪同出游各地。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全部费用耗费白银八十五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中国使臣之外行，则是多携礼物，大量赠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即率随员三百人，带牛羊万头以及大批的绢帛、钱币、价值“数千巨万”；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有大量的绢帛、瓷器、茶叶以及金银钱币。每到一地，都是大加赠送，动员当地首领到中土朝贡。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三大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建构了一个战略大后方和支撑点；抵御和破解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军事干涉和战争威胁。通过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以及在我国东南沿海的解放战争，赢得了朝鲜停战、印度支那和平和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胜利，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通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两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树立了新中国“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国际形象。

——摘编自齐鹏飞《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   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时任外交部长陈毅（1958—1972年在任）曾指出：“灵活运用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特别是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举。”新中国领导人对民间外交一贯非常重视，并且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扣世界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人民外交、“以民促官”思想，邓小平提出民间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21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开展人文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均与时俱进地指导了民间外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摘编自苏淑民《新中国民间外交发展的三个阶段》

材料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两国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苏两国从盟友走向对抗的同时，中美双方彼此缓和了敌对关系，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许多西方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1978年，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0多次率团出访，到达50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同年，邓小平先后四次出访了日本等8个西方国家。

1980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改变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摘编自左凤荣《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