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中期兴起的“文明标准”为外交、贸易甚至战争提供了新的动机和正当化方式。格劳秀斯的“万国法”构筑了国际法最初的体系。国家的概念与价值日益增强，各国平等协商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当代主权国家概念由此诞生。《和约》确立了国际法关键概念和原则——主权和国家关系基本原则。主权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起点，也是主权作为“文明标准”概念重要内容的起源。根据“文明标准”，欧洲国家将世界各国划分为“文明”欧洲国家和“野蛮”非欧洲国家，此种划分导致了国际法的不平等适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不再是完全的主权事务，《国际联盟盟约》下的国际联盟有权干涉战争，而成员国也保障《盟约》的实施，近代国际法中的国家个体安全观逐渐转向现代国际法中的集体安全观。《盟约》既体现英法等欧洲列强推行“文明标准”的“阶段性胜利”又体现了“挫折”。这一阶段的“文明标准”表面上出现了一些“进步性”的特征。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强调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对旧有的“文明标准”产生了冲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各自的领域内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

材料二   199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将文明对话作为国际公共产品；2014年，“文明交流互鉴”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互鉴的思想强有力地反驳了“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主张接受文明差异，以互鉴解决冲突，体现了文明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就本质而言，若将“文明标准”视为操作系统，那么依据简易操作标准而允许不同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特质进行交流互鉴，不仅可以提升世界人民的幸福水平，还能体现“文明标准”的价值。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沈伟《论国际法中“文明标准”的演变和塑造》

材料一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外交人员选派条件的电报指出，外交部选派的大使要满足的条件是：政治上忠实可靠；有相当丰富知识，能懂外国语更好；谨慎周详，能坚决执行政策，服从领导；师团级以上干部等。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向各地方及解放军各部队下达指示。随后，一批将军、省市领导干部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接受培训，并在培训结束后形成了由袁仲贤、耿飚、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等组成的首批驻外大使队伍。该队伍中多数成员是来自部队征调的高级干部，后被称为“将军大使”。

——摘编自《“将军出国”：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首批驻外大使的派遣与实践推动了构建新中国形象。大部分使馆通过组织“新中国展览”、国庆宴会等活动宣传新中国的概况，彰显新中国自力更生的形象。驻外大使对驻在国的积极援助展现了新中国的人道主义情怀。如1953年，为救助印度灾民，袁仲贤大使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向尼赫鲁捐赠一张287356卢比（合15亿元人民币）的支票，作为印度的国家救济基金。驻外大使针对反华宣传及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又展现了新中国爱好和平、追求正义的国际形象。如朝鲜战争中，各驻外使馆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真实情况的广泛宣传，是倡导和平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将军出国”：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历史考察》

材料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两国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苏两国从盟友走向对抗的同时，中美双方彼此缓和了敌对关系，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许多西方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1978年，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0多次率团出访，到达50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同年，邓小平先后四次出访了日本等8个西方国家。

1980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改变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摘编自左凤荣《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