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反思。例如，有学者说：“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和情报战活动，中日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联合声明’，并未革除日美同盟对华敌视和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的冷战政治属性。”日本学者中岛岭雄则称，鉴于中苏对立，日本未能迫使中国让步，田中政府的邦交正常化是落入中国圈套的“拙速外交”。客观地讲，上述国际政治学式的结论并非是客观、准确的历史性定位。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高度政治智慧和果断行动，虽然也有遗留问题影响至今，但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后来主客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致。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对华关系正常化决策过程再探讨》

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新中国的外交观念

  ——摘编自章百家《我们怎样走向世界——新中国外交视角与观念的演变》 

 (注：“三个世界”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第一世界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美苏争霸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第二世界指美苏之外的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指发展中国家，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 

 材料反映了一位学者对新中国外交的认识。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整体或部分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时任外交部长陈毅（1958—1972年在任）曾指出：“灵活运用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特别是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举。”新中国领导人对民间外交一贯非常重视，并且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扣世界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人民外交、“以民促官”思想，邓小平提出民间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21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开展人文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均与时俱进地指导了民间外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摘编自苏淑民《新中国民间外交发展的三个阶段》

材料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两国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苏两国从盟友走向对抗的同时，中美双方彼此缓和了敌对关系，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许多西方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1978年，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0多次率团出访，到达50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同年，邓小平先后四次出访了日本等8个西方国家。

1980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改变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摘编自左凤荣《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

材料一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第一次明确提出“一边倒”的思想，后写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外交战略的确立具有历史必然性。

——摘编自万才新《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及其实践效应》

材料二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外交外事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成功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和75周年高级别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重要多边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等重大场合宣示，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全面阐述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人权观、生态观、文明交流观等重要理念。

——摘编自杨洁篪《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外事工作的光辉历程和远大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