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说，“周恩来，一个光荣的名字、 不朽的名字” ， “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

材料一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 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 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呢? 中国 100 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我们不学他们。 我们不要被动、 怯懦， 而是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采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

材料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成为了各国和平相处的基础，是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被写入了联合国文件。直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在国家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周恩来积极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1956年到1965年，周恩来多次出访亚非国家，足迹遍及两大洲20余国。每到一地，他都受到热烈欢迎。他与各国领导人进行深入会谈， 取得许多成果。 他的亚非之行掀起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交的热潮， 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团结与日俱增。周恩来也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争取与西方国家的友好交往。在中法建交、 中美建交这些改变国际格局的大事件中，都有他的心血和智慧。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8个增长到 107 个，且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付出和领导。

———孙旋《新中国外交的中流砥柱》

阅读下列图片材料：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逐步展开，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赢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为以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大、更积极的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材料一  建国初期，新政权从国民党政权手中接管经济已到崩溃边竦的烂摊子，从人口、国土面积看是个大国，从国力看是名副其实的弱国。在两极对峙的国际形势下不加入某个阵营是不现实的。

——杨泽喜《建国初期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战略选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国际形势的客观限制和新中国外交经验缺乏的制约，外交实践较多地体现为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双边外交，由于国际形势发展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多边外交实践，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

——陈玲《建国初期多边外交的实践及分析》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外交以传统外交为主，偏重于政治和安全领域，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适用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形势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和整体性外交模式。

——杨洁勉《新中国外交六十年：时间特点和理念演变》

材料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反思。例如，有学者说：“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和情报战活动，中日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联合声明’，并未革除日美同盟对华敌视和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的冷战政治属性。”日本学者中岛岭雄则称，鉴于中苏对立，日本未能迫使中国让步，田中政府的邦交正常化是落入中国圈套的“拙速外交”。客观地讲，上述国际政治学式的结论并非是客观、准确的历史性定位。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高度政治智慧和果断行动，虽然也有遗留问题影响至今，但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后来主客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致。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对华关系正常化决策过程再探讨》

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新中国的外交观念

  ——摘编自章百家《我们怎样走向世界——新中国外交视角与观念的演变》 

 (注：“三个世界”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第一世界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美苏争霸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第二世界指美苏之外的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指发展中国家，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 

 材料反映了一位学者对新中国外交的认识。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整体或部分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时任外交部长陈毅（1958—1972年在任）曾指出：“灵活运用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特别是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举。”新中国领导人对民间外交一贯非常重视，并且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扣世界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人民外交、“以民促官”思想，邓小平提出民间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21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开展人文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均与时俱进地指导了民间外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摘编自苏淑民《新中国民间外交发展的三个阶段》

材料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两国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苏两国从盟友走向对抗的同时，中美双方彼此缓和了敌对关系，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许多西方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1978年，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0多次率团出访，到达50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同年，邓小平先后四次出访了日本等8个西方国家。

1980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改变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摘编自左凤荣《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

材料一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第一次明确提出“一边倒”的思想，后写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外交战略的确立具有历史必然性。

——摘编自万才新《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及其实践效应》

材料二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外交外事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成功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和75周年高级别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重要多边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等重大场合宣示，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全面阐述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人权观、生态观、文明交流观等重要理念。

——摘编自杨洁篪《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外事工作的光辉历程和远大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