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说，“周恩来，一个光荣的名字、 不朽的名字” ， “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

材料一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 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 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呢? 中国 100 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我们不学他们。 我们不要被动、 怯懦， 而是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采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

材料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成为了各国和平相处的基础，是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被写入了联合国文件。直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在国家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周恩来积极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1956年到1965年，周恩来多次出访亚非国家，足迹遍及两大洲20余国。每到一地，他都受到热烈欢迎。他与各国领导人进行深入会谈， 取得许多成果。 他的亚非之行掀起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交的热潮， 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团结与日俱增。周恩来也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争取与西方国家的友好交往。在中法建交、 中美建交这些改变国际格局的大事件中，都有他的心血和智慧。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8个增长到 107 个，且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付出和领导。

———孙旋《新中国外交的中流砥柱》

阅读下列图片材料：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逐步展开，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赢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为以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大、更积极的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材料一  建国初期，新政权从国民党政权手中接管经济已到崩溃边竦的烂摊子，从人口、国土面积看是个大国，从国力看是名副其实的弱国。在两极对峙的国际形势下不加入某个阵营是不现实的。

——杨泽喜《建国初期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战略选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国际形势的客观限制和新中国外交经验缺乏的制约，外交实践较多地体现为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双边外交，由于国际形势发展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多边外交实践，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

——陈玲《建国初期多边外交的实践及分析》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外交以传统外交为主，偏重于政治和安全领域，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适用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形势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和整体性外交模式。

——杨洁勉《新中国外交六十年：时间特点和理念演变》

材料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反思。例如，有学者说：“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和情报战活动，中日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联合声明’，并未革除日美同盟对华敌视和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的冷战政治属性。”日本学者中岛岭雄则称，鉴于中苏对立，日本未能迫使中国让步，田中政府的邦交正常化是落入中国圈套的“拙速外交”。客观地讲，上述国际政治学式的结论并非是客观、准确的历史性定位。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高度政治智慧和果断行动，虽然也有遗留问题影响至今，但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后来主客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致。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对华关系正常化决策过程再探讨》

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新中国的外交观念

  ——摘编自章百家《我们怎样走向世界——新中国外交视角与观念的演变》 

 (注：“三个世界”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第一世界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美苏争霸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第二世界指美苏之外的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指发展中国家，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 

 材料反映了一位学者对新中国外交的认识。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整体或部分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兴起的“文明标准”为外交、贸易甚至战争提供了新的动机和正当化方式。格劳秀斯的“万国法”构筑了国际法最初的体系。国家的概念与价值日益增强，各国平等协商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当代主权国家概念由此诞生。《和约》确立了国际法关键概念和原则——主权和国家关系基本原则。主权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起点，也是主权作为“文明标准”概念重要内容的起源。根据“文明标准”，欧洲国家将世界各国划分为“文明”欧洲国家和“野蛮”非欧洲国家，此种划分导致了国际法的不平等适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不再是完全的主权事务，《国际联盟盟约》下的国际联盟有权干涉战争，而成员国也保障《盟约》的实施，近代国际法中的国家个体安全观逐渐转向现代国际法中的集体安全观。《盟约》既体现英法等欧洲列强推行“文明标准”的“阶段性胜利”又体现了“挫折”。这一阶段的“文明标准”表面上出现了一些“进步性”的特征。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强调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对旧有的“文明标准”产生了冲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各自的领域内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

材料二   199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将文明对话作为国际公共产品；2014年，“文明交流互鉴”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互鉴的思想强有力地反驳了“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主张接受文明差异，以互鉴解决冲突，体现了文明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就本质而言，若将“文明标准”视为操作系统，那么依据简易操作标准而允许不同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特质进行交流互鉴，不仅可以提升世界人民的幸福水平，还能体现“文明标准”的价值。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沈伟《论国际法中“文明标准”的演变和塑造》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的定位。……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盛情相待，大量回馈。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让他们陪同出游各地。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全部费用耗费白银八十五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中国使臣之外行，则是多携礼物，大量赠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即率随员三百人，带牛羊万头以及大批的绢帛、钱币、价值“数千巨万”；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有大量的绢帛、瓷器、茶叶以及金银钱币。每到一地，都是大加赠送，动员当地首领到中土朝贡。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三大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建构了一个战略大后方和支撑点；抵御和破解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军事干涉和战争威胁。通过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以及在我国东南沿海的解放战争，赢得了朝鲜停战、印度支那和平和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胜利，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通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两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树立了新中国“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国际形象。

——摘编自齐鹏飞《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一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外交人员选派条件的电报指出，外交部选派的大使要满足的条件是：政治上忠实可靠；有相当丰富知识，能懂外国语更好；谨慎周详，能坚决执行政策，服从领导；师团级以上干部等。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向各地方及解放军各部队下达指示。随后，一批将军、省市领导干部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接受培训，并在培训结束后形成了由袁仲贤、耿飚、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等组成的首批驻外大使队伍。该队伍中多数成员是来自部队征调的高级干部，后被称为“将军大使”。

——摘编自《“将军出国”：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首批驻外大使的派遣与实践推动了构建新中国形象。大部分使馆通过组织“新中国展览”、国庆宴会等活动宣传新中国的概况，彰显新中国自力更生的形象。驻外大使对驻在国的积极援助展现了新中国的人道主义情怀。如1953年，为救助印度灾民，袁仲贤大使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向尼赫鲁捐赠一张287356卢比（合15亿元人民币）的支票，作为印度的国家救济基金。驻外大使针对反华宣传及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又展现了新中国爱好和平、追求正义的国际形象。如朝鲜战争中，各驻外使馆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真实情况的广泛宣传，是倡导和平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将军出国”：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