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安济坊

北宋崇宁年间，朝廷下诏，置安济坊，以处民之有疾病而无告者……初令诸郡置之，寻复推行于县……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朝廷颁布了安济法，凡户数上千城寨镇市，一般都要设置安济坊；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地方里正甚至一般平民均有责任将其送入安济坊收治。

崇宁初……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然当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赈给无穷，复以爵赏诱富人相与补助，亦权宜不得已之策也。

大观元年……安济坊所管出纳官物，并日逐抄转簿历及供报文字，委是繁多，若共差军典一名，显见两处勾当不前。伏望各差军典一名，并添支钱米等，并乞依已得指挥。从之，诸路依此。

——摘编自《宋会要辑稿》、《宋史》等

基于材料，围绕“北宋安济坊”设计2个思考题并进行解答。（要求：避免安济坊设置的背景、内容、影响的设问方式；多角度、多层次涵盖材料提供的信息；体现创新性、素养性和思考深度。）

——摘编自周素丽《中国古代公共福利体系》，《人民论坛》杂志2015年11月

根据材料，找出至少两个中国古代福利体系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创制于北宋熙宁年间的《吕氏乡约》，作为乡民自行设计的一个自组性和自治性的道德规范体系，主要是运用社会教化的方式来化解乡民矛盾，实现整合乡村秩序之目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它的基本宗旨。

——摘编自杨亮军《明代多约与国家权力的整合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17世纪社会公众人口的增加为社会救济带来了困难。明清政府为确保社会保障的支出，通过税收增加财政收入，此外还多渠道扩大资金来源，如民间劝募、买田收租等形式。明清政府在立法上支持农民社会保障事业，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事业中。明清统治者受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影响颇大，提倡“以德治人”“人治”和“教化”。

——摘编自王冲《近代中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特点比较分析》

材料一   就基层管理制度而言，在秦朝已经确立了一个模式，即在编户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教化、征税、治安三个部分组成的管理结构。二千余年以来，典型意义上的乡官逐渐沉沦，但基层治理的基本结构依然保持不变。专制政府在利用乡民治理乡民方面似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历朝政府都试图建立一种机制，最早便是秦汉的什伍组织，邻里监督，善恶相告，甚至有罪连坐……明中期王守仁巡抚江西时更是以书面化表达了邻里监督。

——摘编自张德美《古代乡官的嬗变》

材料二   就“皇权是否下县”，有两种观点可供讨论。

观点一：自秦置郡县以来，历史上从来都是“皇权不下县”。……在宋代以后的历代王朝统治中，国家的行政治理局限在县一级，县以下基本属于自治无为的状态，官员不负责治理，乡绅构成了县以下社会秩序的主要支配阶层。……县城以下的乡村是由宗族和乡绅自治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

观点二：从东汉一直到中古时期唐朝甚至宋朝早期的基层社会，常见情况还是由皇权下县控制的编户齐民。……根本就没有后世所谓皇权不下县那种“乡绅自治”的影子。

——据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等改编

材料一   魏国初设，依照汉律将族刑定为魏法，但有所改动，如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得异财也。殴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

——摘编自《晋书·刑法志》等

材料二   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中国福建武夷山五夫里创办“五夫社仓”。在朱熹创办五夫社仓的带动下，不久，闽北境内建社仓百余所，谓盛极一时。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以后，由于朱熹的积极倡导，孝宗皇帝的支持，社仓在全国推广，并成为农村储粮备荒的主要形式。被后人誉为“先儒经济盛迹”。

——张品端《朱熹社仓法的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