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国初设，依照汉律将族刑定为魏法，但有所改动，如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得异财也。殴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

——摘编自《晋书·刑法志》等

材料二   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中国福建武夷山五夫里创办“五夫社仓”。在朱熹创办五夫社仓的带动下，不久，闽北境内建社仓百余所，谓盛极一时。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以后，由于朱熹的积极倡导，孝宗皇帝的支持，社仓在全国推广，并成为农村储粮备荒的主要形式。被后人誉为“先儒经济盛迹”。

——张品端《朱熹社仓法的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保障作用》

材料一   汉代在实践的消灾措施方面，限于旱灾的自然难控性，不比水灾、蝗灾通过人为手段能够起到较大的控制作用，因此从官方到民间整个国家面对旱灾时的应对能力也相对薄弱。干旱现象被认为是“旱魃为虐”，西汉初中期时人们对旱魃充满了畏惧，民间的驱魅方式更偏向于侧重寓意与祈吉的仪式性。从西汉中后期到东汉，旱灾的发生次数越来越多，程度也愈演愈烈，世人对旱魑的情感也由敬畏沦为厌恶憎恨，驱越方式也在请神离开的仪式之外，还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以水克火，选择直接溺毙旱魃。

——摘编自李昊《两汉旱灾与旱魃神话初探》

材料二   “理”的概念和格物穷理的态度推动了宋人对自然的认识，时人已经以东南季风的影响来解释江淮地区的伏旱天气。北宋时的邢昺有言：“四事之害，旱暵为甚”，所以宋朝政府对降水极为重视，不仅规定州县必须按旬上奏当地的降水及农业生产情况，而且有太史局、翰林天文院负责气象预报。南宋时的秦九韶还首创雨量和雪量之观测技术和计算方法，为防洪抗旱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技术支持。但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了解科学知识不过是为了使人事的解释趋于合理，自然规律无法真正内嵌，这就导致灾害无法真正摆脱其与人事的直接感应，民众也多以君主或地方长官的“不职”行为去解释水旱灾害的成因。

——摘编自陈渊《灾害的文化反应：宋代禳灾活动研究》

材料三   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一场大旱突降大地，甘肃地裂日燥，荒野遍布，陕西“绝粜罢市”，木皮石面皆食尽，人口十亡八九。明廷不思救济，加派不已，“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人民走投无路，“转向为盗”。明末农民大起义率先于此爆发，然后伴随着灾荒的蔓延而发展壮大于江河南北、长城内外。

——摘编自余同元《崇祯十七年》

材料四   天灾流行，何国蔑有。然事后而始图补救，何如事前而预切绸缪。今陈末议三条，请备详择。一曰开沟洫，平旷之区，可仿泰西风车之法。遇旱则掘深井，以风力汲水，灌溉田畴，工程既省，昼夜弗辍。次曰用水粪，余闻东洋农人暇时，均于村庄预备粪池。及农夫播种已毕，将水粪运往田间，潜滋土脉，此后天纵不雨，麦亦萌芽。次曰补种树，西人谓：成顷之田，四围须多种树。惟有树以吸水，则枝叶固茂，土脉愈润，虽值旱乾，犹不至于速槁。故古者井田之法，必于两旁种桑：一以养春蚕，一以卫五谷也。乃后人习而不察，罔知种树，徒事西畴。

——摘编自（清）郑观应《郑观应集·论治旱》

材料一   社仓始于隋代，其管理、发放等体制历代不一、但多以失败结束。1171年，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创办了社仓，在他带动下，建阳、光泽、顺昌等闺北各县相继建立社仓百余所。以下为朱熹为五夫里社仓订立的规则：

社仓贷谷给农民，取息20%，发生小饥时可以减半，发生大饥时可以免除利息。丰年如遇人户请贷，即开两仓，存留一仓。若遇饥歉，则开第三仓，专赈贷深山穷谷耕田之民。社仓的首领一般由乡官或士人担任，选任时尤其注重其人品德行，粮食贷放和收回时，具府须派官到场监视。借贷社仓米必须签署文书并有人担保，贷户如拖欠不还或者逃亡，由担保户“均备纳足”。

——摘编自朱熹《社仓事目》

材料二   乾隆朝后期及嘉庆朝，大批异籍农民涌入安徽等地，就山搭棚，垦荒为生，被称为棚民。乾隆五十九年，安徽徽州休宁程氏的一些族人私下将山场租给棚民种苞谷。随着开种山场规模扩大，部分族人与棚民发生纠纷并持续多年，遂于嘉庆十二年以族长程元通名义派程怡仁到都察院控告棚民。

程元通控告棚民案

——摘编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