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以前，绝大多数的城市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所在地，它们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商业意义，其商业活动只能局限在“市”这个特定的区域中进行，作为居民生活区的“坊”与“市”是相分离的。到宋代，城市一般沿街开店，商人只要纳税，都可在城中任择地点开设店铺，同时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中，又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为了加强管理，政府或构筑新的城墙，把近郊之地围入城中，把郊区变成城区，或在城外设厢，将其视同城区一样来管理。在此同时，在交通干线或人口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市镇，两宋时期大约有6000-7000个墟集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

——摘编自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

材料二   唐朝政治保留着“贵族共和”的特点，宋朝则形成了“君主独裁”的制度。所谓“君主独裁”，从官制上来说，就是尽可能多地将国家机构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方方面面的国家运作，均由君主一个人来统辖。

——摘编自吴钩《新民说·宋仁宗：共治时代》

材料一   《王制》言外诸侯嗣，内诸侯禄，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徒设此义，实不能行。内而周、召，外而三桓、七穆靡不世据其位，遂致上位者骄淫矜夸，不能自振，在下者遏抑掩蔽，末由自达……贵族既不能任国事，势不能不擢用士民，孔讥世卿，墨明上贤，韩非贵法术之士，皆是道也……至汉初，开布衣卿相之局。“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则弃。”而因门阀而侈居人上者，以法律论，始全失其根据。虽魏晋以后，反动之焰复然，然其根底，则远不如先秦之世之深厚矣。

——吕思勉《先秦史·等级》

材料二   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籍以成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中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