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中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写出版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是钱钟书先生执笔的，他在其中说道：“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从多种文化脉络来看，宋代都处于重要位置。        

——摘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由于北方沦陷，对外交往必须通过海道，因此泉州、广州、明州（宁波）迅速发展，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南宋政府在这些地方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晚期，市舶司的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一倍。由此可见，南宋对外贸易的繁荣超过了北宋，形成了通向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的海上丝绸之路。

——摘自樊树志《国史概要（第二版）》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宋神宗元丰年间粮食总产量为85313954880斤，以一亿人计，人均粮食就达到约853斤（谷）/年。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徙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农村移民殖边这种古老的迁移方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运用，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地区。“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东南沿海农村人口的海外流动是与华北人口的关外流动遥相呼应的又一迁移巨流，华人农村人口流向海外分布广泛，西欧、美洲、东亚各处，而以南洋最多。借助于近代化交通工具，迁移的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如关外移民在20世纪后的骤增与该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关系。自北洋军阀时期以来，战争加深了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军阀加速了对农村的盘夺。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加快使相当部分乡绅退出乡村领导地位，流向城市另觅出路。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得农村更加荒芜与凄惨，因而出现更多的流民、游民。

——摘编自徐德莉《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