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朝建立以后其财政制度和政策基本延续了唐后期的做法。此外，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真宗继位后即将专卖专利和征收商税作为农业两税补充的财政来源………以酒类为例，宋朝自始自终不仅没有禁酒，反而积极鼓励酿酒饮酒，增加酒课收入。伴随专卖禁榷进一步发展，宋朝政府将能否增加工商财税作为奖惩、升降、任免的依据，将追逐功利财经政策落实在对各级官吏的考核上。据统计，熙宁十年赋税收入里，两税收入约占国家赋税三分之一，其中部分以货币缴纳，其他税收也多以货币缴纳，充分说明此时北宋财政结构已经高度货币化。

——摘编自李华瑞《宋代的财经政策与社会经济》

材料二：下表1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赋税收入统计表

下表2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赋税收入统计表

——摘编自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中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写出版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是钱钟书先生执笔的，他在其中说道：“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从多种文化脉络来看，宋代都处于重要位置。        

——摘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由于北方沦陷，对外交往必须通过海道，因此泉州、广州、明州（宁波）迅速发展，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南宋政府在这些地方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晚期，市舶司的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一倍。由此可见，南宋对外贸易的繁荣超过了北宋，形成了通向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的海上丝绸之路。

——摘自樊树志《国史概要（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