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宋神宗元丰年间粮食总产量为85313954880斤，以一亿人计，人均粮食就达到约853斤（谷）/年。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徙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农村移民殖边这种古老的迁移方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运用，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地区。“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东南沿海农村人口的海外流动是与华北人口的关外流动遥相呼应的又一迁移巨流，华人农村人口流向海外分布广泛，西欧、美洲、东亚各处，而以南洋最多。借助于近代化交通工具，迁移的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如关外移民在20世纪后的骤增与该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关系。自北洋军阀时期以来，战争加深了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军阀加速了对农村的盘夺。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加快使相当部分乡绅退出乡村领导地位，流向城市另觅出路。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得农村更加荒芜与凄惨，因而出现更多的流民、游民。

——摘编自徐德莉《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材料一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迅速上升。泉州成为内连晋江，外接东南亚的重要港口，泉州在北宋朝廷设市舶司以来，“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号为天下最。”“番商”出身的蒲寿庚长期掌管市舶司，其家族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至元代时，泉州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街头出现“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

——钟羡芳、徐文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

材料二 明朝中叶，东亚海洋形势发生了巨变。以澳门为基地的葡萄牙船队几乎垄断了中国生丝与丝织品在日本的贸易。西班牙殖民者在1565年占据菲律宾后，开辟了自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银元载运到马尼拉，换取中国商船载运到马尼拉的生丝和丝织品。海上丝绸之路至此已发生了新的变迁，在向西经东南亚到印度洋、非洲的基础上，增加了向东经马尼拉，越过太平洋到达美洲大陆，然后再经墨西哥湾、大西洋延伸到欧洲大陆的航线。此后荷兰等国的介入，进一步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为全球贸易航线。                                     

——李金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材料一：至宋，中国古代夜市跳脱开夜禁羁绊，首次以官方认可的身份跻身市场行列，它们较广泛地分布于北方、东南、川蜀(川陕)、荆湖、闽广五大区域的各级城镇。宋代夜市突破之前以酒楼、茶肆、歌馆等为主要载体和以日市延伸为主的传统夜市形态，勾栏瓦舍、街市与摊贩成为与传统夜市形态并驾齐驱的主体形态，并且基本实现了由封闭式向开放式、由单一型向综合型的转变，实现了文化娱乐夜市由兼营、业余向主营、专业的转变，夜市消费人群由相对单一化、贵族化向多元化、平民化转变，形成了与近现代高度相似的夜市形态与景象，并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夜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

——摘编自张金花等《宋代夜市规模、形态与消费主体分析》

材料二

《七夕夜市图》（北宋燕文贵所画）

材料三：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

——摘编自[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