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朝建立以后其财政制度和政策基本延续了唐后期的做法。此外，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真宗继位后即将专卖专利和征收商税作为农业两税补充的财政来源………以酒类为例，宋朝自始自终不仅没有禁酒，反而积极鼓励酿酒饮酒，增加酒课收入。伴随专卖禁榷进一步发展，宋朝政府将能否增加工商财税作为奖惩、升降、任免的依据，将追逐功利财经政策落实在对各级官吏的考核上。据统计，熙宁十年赋税收入里，两税收入约占国家赋税三分之一，其中部分以货币缴纳，其他税收也多以货币缴纳，充分说明此时北宋财政结构已经高度货币化。

——摘编自李华瑞《宋代的财经政策与社会经济》

材料二：下表1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赋税收入统计表

下表2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赋税收入统计表

——摘编自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写出版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是钱钟书先生执笔的，他在其中说道：“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从多种文化脉络来看，宋代都处于重要位置。        

——摘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由于北方沦陷，对外交往必须通过海道，因此泉州、广州、明州（宁波）迅速发展，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南宋政府在这些地方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晚期，市舶司的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一倍。由此可见，南宋对外贸易的繁荣超过了北宋，形成了通向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的海上丝绸之路。

——摘自樊树志《国史概要（第二版）》

材料一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迅速上升。泉州成为内连晋江，外接东南亚的重要港口，泉州在北宋朝廷设市舶司以来，“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号为天下最。”“番商”出身的蒲寿庚长期掌管市舶司，其家族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至元代时，泉州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街头出现“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

——钟羡芳、徐文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

材料二 明朝中叶，东亚海洋形势发生了巨变。以澳门为基地的葡萄牙船队几乎垄断了中国生丝与丝织品在日本的贸易。西班牙殖民者在1565年占据菲律宾后，开辟了自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银元载运到马尼拉，换取中国商船载运到马尼拉的生丝和丝织品。海上丝绸之路至此已发生了新的变迁，在向西经东南亚到印度洋、非洲的基础上，增加了向东经马尼拉，越过太平洋到达美洲大陆，然后再经墨西哥湾、大西洋延伸到欧洲大陆的航线。此后荷兰等国的介入，进一步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为全球贸易航线。                                     

——李金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