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为此,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课程体系。“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增加的新课程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种模式下,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邓云清《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二
1898年在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非常注重科学课程的设置,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分为“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科学课程竟一门没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1902年春,大学堂正式进入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908和1909年,原先招聘的日本科学教习合同期满,全部离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科学课教师队伍大都由本国教师构成,为大学堂科学教育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师资基础。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政府正式更名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