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1839年11月3日，奥斯曼改革派领袖、外交大臣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花厅，向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帝国大臣、高级阿訇和各国使节宣读由他起草、苏丹批准的改革敕令，史称“花厅御诏/御园敕令”“御园敕令”与后来公布的一系列法案被统称为“坦志麦特/坦齐马特改革”（Tanzimat，即为“重组”之意），亦称“仁政改革”，由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采纳改革派建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着重改革司法、财政、军事和教育等领域；第二阶段则涉及土地、刑法、商业和海上法等方面的改革，并设立了法制和国务会议，同时开办高级教育机构。这项改革最终奇迹般的复兴了晚期的奥斯曼帝国，在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摘编自长孙博《历史学》等资料

材料一   顺治政府召集流民，开垦荒地，但急求成效，于开垦次年就起征新赋，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荒效果不明显。康熙帝即位后，放宽了起科（对农田征税）的年限，垦荒颇见成效；康熙极为重视常平仓谷，规定了仓谷的数额；雍正帝也一再谕令，让各地存足额定仓谷。康雍乾时期，包谷、番薯等高产粮食作物得到迅速发展，成为贫苦农民的主要口粮。康雍乾三帝通过粮价奏报制度，及时掌握各地粮价，采取了一系列调剂余缺、平抑粮价的措施，对安定民生发挥了一定作用。康熙帝还曾下谕令“蒸造烧酒，多费米谷，须严禁”，雍正曾试图将禁酒推向全国。

——摘编自叶能《清代前期解决粮食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材料二   15世纪英国盛行的圈地运动，为资本家提供了雇佣劳动力，并将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16世纪中期，土豆被一个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洲带到欧洲，17世纪时，土豆已经成为欧洲的重要粮食。1842年，英国和德国兴建了制造过磷酸盐化肥的工厂。1861年，美国拥有的收割机已超过10万台。

——摘编自王荣生《近代欧美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为此，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课程体系。“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增加的新课程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种模式下，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邓云清《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二

1898年在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非常注重科学课程的设置，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分为“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科学课程竟一门没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1902年春，大学堂正式进入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908和1909年，原先招聘的日本科学教习合同期满，全部离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科学课教师队伍大都由本国教师构成，为大学堂科学教育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师资基础。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政府正式更名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