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清之际，中国士人在接触西方文化后提出“西学中源”说。黄宗羲认为西方的几何学来源于《周髀算经》的勾股之学；王夫之承认西学多“剽袭中国之余绪”。这一学说（     ）

2. 清代顺治前期，清廷将大部分书院改为义学，“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顺治后期，一些旧有书院被重新修葺加以利用，也设立了一些新书院。这些书院绝大多数都讲授程朱理学，宣扬儒家纲常伦理。清初书院的重建反映了（　　）

3. 《明夷待访录》载：“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这一论述表明该书作者（    ）

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社会流动主要指个人跨越阶层边界的过程，即从一个社会阶层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阶层的过程，或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社会地位向另一个社会地位的移动。明代自宣德以后，在我国大部分省区内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流民浪潮。这些流民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皇族、勋威。官僚地主通过赐田、投献、圈占等手段，侵占小农土地；苛重的赋役，使农民不堪负担而逃亡。流民汇集成一股洪流，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传统的四民之说已经无法规范社会大发展下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新变化。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明人姚旅才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所谓的二十四民，就是在士、农、工、商、兵、憎之外，新添了“十八民”。

——摘编自《流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明代农业生产的衰变》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2.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着眼于防范与惩处。教化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着眼于教育和引导。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法律就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管子》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 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汉武帝确立儒学为正统并“定于一尊”“以经注律”“引经解律”等应时而起，大行其道。魏晋时期规范汉以来反映“以经注律”成果的律条内容并试图使之法典化。《唐律疏议》完成了“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并被封建后世奉为“楷模”。明清时期以注释律条为主要内容的律学成果，则大大提高了法典的司法实用性，提高了司法效率。

——摘编自李俊《论中国古代法学发展的特点与影响》

材料二

黄宗羲认为孝亲敬长是仁义之本，他强调仁义之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必然强调孝亲敬长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其引罗汝芳的话讲：“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国，一国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缙绅士大夫以推之群黎百姓，以显亲扬名，而尽此孝弟慈矣……关于教化途径，黄宗羲认为可以通过学校、书院民间讲学、社会风俗、史、传、志、铭扬善惩恶、法治辅助教化等方式达致良风美俗的境界。黄宗羲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摘自王慧《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研究》根据上述材料，结合中国史，围绕“法律与教化”主题，任选一个角度，写一篇历史小短文。

（要求：题目自拟，观点明确，史实准确，条理清晰，表述成文）

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新航路开辟后，为了扩张天主教势力，一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除了传播西方基督教宗教文化外，也带来了当时西方的一些哲学、科学知识和器物文明，在这次中西文明的相遇和交流中，发生过许多冲突，主要是传统礼仪与宗教观念方面的冲突。随着天主教的发展，一些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风俗，引起人民和清政府官员的不满，1723年，雍正下令禁止传教，驱逐大量的传教士。 
材料二：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我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或中华，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因地方，而中国则叫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因此，他向中国士人展示世界地图时，不得不做出修改。“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的两边个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 
材料三：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下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自选一个角度，阐明观点，并予以论证。（要求：写出所选择的角度，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1.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批评宋明以来空洞议论和肆意褒贬的治史学风，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大力提倡考据，史学形态又一次发生嬗变。在王鸣盛的史学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主张史学的性质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和义理阐释。针对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谬误，他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

——摘编自罗炳良《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厌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在他的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写道：“历史学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利于未来的职能。本书不敢企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只想表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即历史学首先要做到‘如实直书’。”兰克认为，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应该避免空想和逻辑的推导，趣味和文采让位于客观性。为了寻求历史的客观性，兰克发展了史料考证的方法，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批判地考证史料并以此作为叙事的依据。在进行史学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兰克虽然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但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人类的思想……只有在伟大的民族的历史中形成”。

——摘编自江华《论西方传统史学的特征》

2.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摘编自《亭林文集》《日知录》

3.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注讲经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二   嘉（庆）、道（光）年间，白莲教痛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懍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与明末遗老相桴鼓（相互应合）矣。

——摘编自陆宝千《嘉道史学——从考据到经世》

材料三   明清时期，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思想家，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和空谈误国的理学。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了又一次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高潮，解决了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编自王俊义《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1. 黄宗羲提出，古代圣王倡行“崇本抑末”，其中“抑末”是指禁绝与巫蛊、奇技淫巧等相关的无益于民生的工商业，而有利于民生的工商业皆属本业。他作出这一论断旨在（   ）

2. 论及自己的学术旨趣，顾炎武说：“《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由此可知，其“学术旨趣”在于（    ）

3. 中国古代有位思想家在论及君臣关系时说，“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该思想家还提出（    ）